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

① 《汪精卫与近卫会谈内容》（1939 年 6 月 14 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第 408 页。

②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1939 年 11 月 23 日），同上，第 443—444 页。

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而革命的理论又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近代的中国，是世界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促使中国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斗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同时即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到30 年代末、4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有了 20 年奋斗的历史，经历了两次革命胜利、两次革命失败和两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其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也取得了不少失败的教训。这些就使中国共产党逐步成熟起来。

中共为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于 1938 年 5 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张闻天为院长，负责培训干部和编译马列著作。几年内，延安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反杜林论》、《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多种马列著作。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他指出：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时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强调，学习理论，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共高层领导人学习马列理论的空气空前浓厚起来。193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

在 30 年代末，继前面讲过的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经济性质等论战后，又发生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则要求中国共产党更明确地说明自己对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对现时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

中共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到系统阐发的。毛泽东写于 1939 年 10 月至 1940 年 1 月的三篇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此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继续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容。它的要点有：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指出：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 1931 年“九一八”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既然如此，中国革命就“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这里所阐明的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现时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又联系，这些也就是现时中国

革命的基本规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和总路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区分为两个时期，“五四”前为“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后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特征是革命的领导者已由资产阶级转为无产阶级。其二，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就使中国革命的阵线更为壮大，特别是广大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其三，从国际条件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看，毛泽东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其四，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据此，毛泽东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三）革命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不但要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进程与特征，而且要解决如何领导这一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亦是“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主要是指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共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但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如抗日战争时期，还要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中国革命的发展进步，基本上是同武装斗争相伴随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党的建设，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的任务。

（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革命者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等合法权利，革命必须长期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由于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所依靠的人力、物力主要来自农村；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主要经济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矛盾，反动势力的分布是城市强大而农村薄弱；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革命势力大有回旋余地，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也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从 1927 年独立领导革命战争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这条道路的探索。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此后经过红军战争的发展与受挫，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30 年代后期便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其长期性、残酷性及由此产生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得出“乡

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结论。

（五）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毛泽东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代表大会形式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要确立起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两大原则的新的经济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就是要经过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创造条件，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已能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一理论，是对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重要贡献，它基本解决了中国这类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便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两个重大的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一项最基本的方针和政策，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又是一个成份复杂、充满矛盾斗争的集合体，所以中共中央特别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研究。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1940 年 3 月和 12 月，毛泽东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文，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不会改变，但必须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三种势力，规定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动各种民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知识分子。这是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争取中间势力，即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成为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同蒋介石所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政策做坚决斗争，使之孤立。对他们的斗争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原则，防御原则；有利，即胜利原则，局部性原则；有节，即休战原则，暂时性原则。总之，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些策略原则的运用，对于维护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规定了政权建设、土地问题、争取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