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北议和之争

②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 116 页，太平洋书店 1932 年版。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46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便着手推动南北议和的工作，各种政治力量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角逐。首先是副总统选举问题。

总统选举之后，国会即筹备副总统选举。在安福系一手操纵和包办之下，总统选举既然很顺利，副总统按理也不难，但由于存在着南与北、直与皖的和战之争，终于导致了副总统选举的流产。

当时副总统的候补者有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也想当副总统。但是，冯、段对有名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而曹锟在前一阶段促使主战派胜利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操纵国会选举的安福系头目徐树铮，为了贯彻皖系主战派的主张，便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继续对南方作战，并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为抚慰。

然而，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这种安排。梁一是痛恨徐树铮的专横跋扈，已与安福俱乐部决裂；二是因为反对段派的主战政策，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而主张缓选，或把此席让于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以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启超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因被皖系抛弃，也故意唱反调，反对选曹。直系长江 3 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图保存和发展自己，也主张缓选，反对选曹。另外，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担心曹锟心口不一，也表示“决不举彼”。

由于许多议员抵制，所以，10 月 9、16 日两次举行副总统选举，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后来也终未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流产，标志着当时时局的一个基本特点：主和派和主战派、南与北、直系与皖系，都势均力敌，不战不和，出路只有一条——南北议和；但也正因为如此，议和也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般斗争，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只有在力量对比失去平衡时，才会有胜负。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中国的南北

战争继续下去。欧洲人民从长达 4 年的战争苦难中解脱出来，世界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注意力从保卫自己转向对外扩张，于是又重新注视中国的侵略利益，与日本发生新的争夺。

美、英、法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日本独霸中国和分裂中国的局面，追求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以便他们更好地控制和掠夺中国。因此，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而日本，由于这年 9 月 21 日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新成立的原敬内阁也想改变一下日本的形象，抨击前内阁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在国内外压力下，面对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日本不得不改变侵华手法，采取了与美、英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11 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公开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①。

于是，美、英、德、日、意 5 国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

于 12 月 2 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

① 《申报》，1918 年 11 月 27 日。

想之新建设。”②

与此同时，国内政局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的呼声空前高涨。直系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再加上北军主力吴佩孚部从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湖南战场退出战争，日本又改变援段政策，使段祺瑞在财政上发生极大困难，因此，战争在实际上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规模的强大的和平运动。

10 月 23 日，首先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然后，议长梁士诒也推动旧交通系成员以个人资格加入该会，国民党、研究系、直系及无党派名流，亦纷纷效法，使和平期成会成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和重大影响力的和平运动领导机构。接着，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和平期成会，并于 1919

年 3 月 2 日成立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它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此外，北京还成立了以徐世昌和钱能训为后台的“和平统一会”、以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为成员的“五族和平合进会”等。

这些和平组织，都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使少数皖系主战派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就是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1918 年 10 月 10 日，徐世昌发表就职宣言，表示：“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当段祺瑞被迫辞职时，他委任钱能训组阁，从而为南北议和铺平了道路。

接着，徐世昌一面多方与段派疏通，争取他们同意议和；另一面派特使赵炳麟（和平统一会主席）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平。10 月 30 日，岑春煊等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两方各派同数代表，开对等会议。孙中山则表示强硬态度：“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①要求实行法治，尊重国会，取消安福国会。段祺瑞假意表示： “和战均总统之命是听”，但不同意牺牲新国会和召开南北对等会议。与此同时，安福系又进行倒阁运动，张作霖、倪嗣冲和曹锟要求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一时又出现主战派重新抬头，段内阁即将复活的迹象。

正在这时，12 月 2 日，各国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和南方速谋和平统一的觉书。徐世昌即于次日召集段、曹、张、倪等各督军及全体国务员会议，以洋人之威，对段等主战派施加压力。段等被迫接受和平方针。时局又有了转机。1919 年 2 月 20 日，以朱启钤为总代表的包括北方安福系、旧交通系、直系、奉系、研究系的北方代表团，和以唐绍仪为总代表，包括国民党、政学会和桂、滇、川、黔、陕、湘、闽以及海军各方代表的南方代表团，终于在上海开始和平会议。但是，主要由于段系主战派的破坏和南北军阀的分赃斗争，和会进行得十分困难和曲折。

早在 1918 年 10 月 23、26 日，南北政府为给和会创造条件，就下令停战，并于 11 月 16 日实施。但段祺瑞却指使其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公开对抗徐世昌的停战令，大举进攻护法军。所以，和会一开，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继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但段祺瑞爱兵如命，他可以几次辞内阁总理，却抓住军权不放，不愿卸去参战督

② 《晨报》，1918 年 12 月 3 日。

① 《孙中山复蔡元培信》（1918 年 12 月 4 日）。

办、边防督办的职务，因此竭力反对取消参战军；又借口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坚主维持参战借款，所以，虽然徐世昌和钱能训有和议诚意，却难以满足南方要求。于是，1919 年 3 月 2 日，和议中断。

和会中断，西方列强再次出面干预。3 月 6 日，美、英、法、意 4 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并压迫日本停付参战借款，推动中日政府同时于 3 月 14 日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全文。直系长江 3 督和吴佩孚也施加压力，4 月 1 日，陕西停战实现。4 月 7 日，和会正式恢复。

和会重开以后，唐绍仪先后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 19 项议题，而争论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主张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定宪法，选总统；北方的主和派，包括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及徐世昌、钱能训为后台的己未俱乐部和未赴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主张民国六年的国会可以在南京开会，完成制宪，但必须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但段祺瑞安福系议员视安福国会为安身立命之所，又是维持皖系军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坚决反对解散之说。4 月 12 日，他们在段寓所开会，决定为维持新国会而拼力活动，除了又启用督军团施加压力外，历访各当道要人，还求救于日本帝国主义出来干涉，为此竟密电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在所有与日本争持的密件上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的支持。

在安福系的猛烈攻势和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和钱能训开始后退，他们也顾忌解散新国会将使他们的总统和内阁“陷于违法之地位”。因此在 4 月 18 日众议院开的质询会上，钱能训表示维持新国会，不赞成恢复旧国会，于是，和会又陷于僵局。

5 月初，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国人猛烈抨

击段祺瑞卖国罪行。唐绍仪抓住有利时机，在 5 月 13 日，促开和会第 8 次正

式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恢复旧国会等 8 项强硬条件。结果，因北方拒绝接受，南北方代表向各自的政府提出总辞职。15 日，钱能训电朱启钤，准北方代表辞职，即日返京，和议终于破裂。

1920 年 6 月，曾重开和会，但不久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又发生粤桂战争，真所谓“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南北议和无形消失了。

在中国，无论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还是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最终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战争决定胜负。在双方力量对比均衡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往往毫无结果，和平局势也是暂时的。只有在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和平谈判才能收稳定胜败局势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