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间党派的主张与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政党政派，除国共两党外，还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这些政党政派从“九一八”后（有的从其成立时起），即奔走呼号，积极主张抗日救国。芦沟桥事变后，他们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其中，救国会和第三党尤为活跃。

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7 月 9 日，救国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支援 29 军抗战健儿，全力保卫北方。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

奋等 7 人于 7 月底获释，他们表示要继续为全国的团结和抗日而奋斗。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沈钧儒、李公朴、柳湜在武汉创办的《全

民周刊》，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都为抗日宣传作出了贡献。

第三党于救国会发表保卫北方宣言的同一天，致函国民政府，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抗战能力等“八大政治主张”。1938 年 3 月，第三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15 项，强调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问朝野，一致团结，战胜暴日，要求国民政府扫除官僚主义，实行民主，建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取消保甲制度等。第三党不仅多次以致函和宣言形式提出抗日救国的基本主张，而且积极从事实际的抗日斗争。第三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抗战行动》、《前进日报》、《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华侨》等，宣传抗日。其成员在河北南部、皖中桐城、广东等地组织过游击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留守北平主持第三党地下工作的王守光，因进行抗日宣传，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寇放出狼犬活活咬死。

除救国会、第三党外，职教社也连续发表言论申明立场：“不复吾失土，不复吾主权，只有战！”青年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厉行全国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抗战。

各中间党派在积极主张抗日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抗日主张，又存在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政府。有的党派，如曾经激烈主张抗日反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了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于 1937

年 10 月自动解散。1938 年 4 月，国社党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分别致书蒋介石、汪精卫，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等等。有人为了达到拥蒋的目的，竟肆意反共。1938 年 12 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以做到“军事权之统一”；“打破割据”，“取消特区”，以做到“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三条要求，完全迎合了蒋介石“溶化”共产党的企图。

1939 年 11 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及无党派人士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订有《简章》，标明它“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职志”。又规定《信约》12 条，其核心是既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又要求蒋介石实行宪政，给各党派以平等合法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现实，中间党派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争取民主的斗争上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前后，他们积极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和民主宪政运动。

先是，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4 月，国民政府公布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各省市、蒙藏、华侨、重要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方面产生。共产党和大部分民主党派方面的参政员，即是以第四项身份出席的。参政会的设立，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强大的民主呼声压力下所做出的一个姿态，并不表明国民党真的要开放政权、尊重民意。参政会不是决策机构，其决议案无权督促政府必须执行。它基本上为国民党所控制，因此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是，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从 1938 年 7 月第一届参政会召开起，共

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积极参加了参政会活动，提出许多有利于抗战民主团结的议案，增加了抗战声中的民主气氛。

1939 年 9 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中间党派纷纷提出实行宪政的议案，国民党为应付舆论，也令其参政员响应，于是参政会通过决议： “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起来。国民参政会成立了宪政期成会，许多城市召开和成立宪政座谈会、促进会。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广泛开展了宪政运动，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但是，当权的国民党不过是在玩弄宪政骗局。他们顽固坚持 1936 年由国民党一手炮制、以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核心内容的“五五宪草”和旧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坚持几年前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的国大代表为有效。国民党地方政府又对各地民主宪政运动横加压制。而当宪政运动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构成某种威胁时，国民党立即把实行宪政的诺言收起。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曾扬言第二年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大会，但到 1940 年 9 月，国民党又宣布，因交通不

便，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历时 1 年的宪政运动，转向低落。

宪政运动进一步揭穿了国民党反民主的真面目。在宪政运动进行期间和低落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这些，给各个中间党派以很大的刺激，他们忧虑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能否维持，担心自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能否生存下去，于是感到第三种政治势力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基于这样的认识，前述三党三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 1941 年 3 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黄炎培担任临时主席，10 月，由张澜接任主席。三党三派入盟后，仍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后来，由于非党派的个人入盟者不断增加，到 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和后来的民盟，不是单一阶级的组织，它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但其基本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 年 10 月宣布“对时局主张纲领”10 条，包括：“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加强国内团结，协调党派间的关系；“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同时发表的同盟成立宣言，又强调“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些主张无疑体现了民主、团结、抗战的精神，其中心是要求民主。自然，笼统地提出“军队国家化”原则，且把它置于政治民主化之前，这在国民党控制着国家政权的条件下，是不恰当的，它不利于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也不利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实现。

迫于国内外民主势力的压力，1943 年 9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同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以筹备宪政的实施。以此为契机，民主政团同盟和其他民主分子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宪政运动。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于“九一八”12 周年纪念之际，写出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出：国民党必须“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否则，“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1944 年元旦，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作为宣传宪政的阵地。接着，各地宪政座谈会、

时事座谈会、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会议和组织纷纷召开或成立。5 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认为“目前世界的主潮为民主”，而国民党当政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战后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与毁灭”。该声明主张中国必须切实“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194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组织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宪政运动又同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冲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