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要采取科学态度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学说作出了科学评价。《决议》指出：“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时，《决议》又指出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两种错误态度：“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 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他的错误区别开来，没有对他的全部思想和实践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两种错误，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上也同样存在。所以，正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所指出的：“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那种态度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讲话》等著作中对文艺的阶级性功利性等重大而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 只是着力勾勒其理性内涵的主导层面，而没有作通盘的更加精微通脱的推阐和分析。以至在建国后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的客观条件下，未能不失时机地调整理论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反而强化和简化了原来的某些提法， 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过苛和过头的估计（集中表现在 1963、1964 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就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留下了可乘之隙，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严重挫折和损失。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的文艺学说中存在某种缺欠和不足， 特别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便不加分析地将他有关文艺学的科学著作以及一系列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观点全盘否定。应当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毛泽东文艺学中错误的东西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毛泽东即使在晚年，对文艺问题也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思想。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提出来的。他对于戏曲改革，对于美术，对于人体画，也发表过正确的意见。同样是在晚年，他批准了电影

《创业》和《南海长城》的放映、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鲁迅全集的重新出版和鲁迅纪念馆的扩建、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等等，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沉重打击了江青一伙垄断文艺舞台的嚣张气焰。总之，对待毛泽东的文艺学说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 对于它的科学体系要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