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

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1924 年 11 月 6 日上海《民国日报》） 中，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当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他说：“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用敏锐的同情，了彻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并“使他们潜在的意识得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因此，“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从这一要求出发，文学家就必须了解“民众”、熟悉“民众”，而要了解和熟悉“民众”，就不能“望空徘徊”，因而必须到人民生活中去。他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农人同睡过一问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这些论述初步涉及到文学家与革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并强调作家的“革命思想”和情感对“革命的文学”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