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写传记，要尊重历史真实

这是 1981 年李维汉同志看了一些烈士传记、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戏剧后，提出的重要意见。它对于文艺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他指出：“烈士都不是今天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写烈士就要考虑他是哪个时候的人物，哪一个历史条件底下的人物，这就不要按政治气候的变化，去拔高或者贬低他”，“写人也好，写事也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有人写夏明翰烈士，说夏明翰当湖南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都是毛泽东提拔的。李维汉指出，那时毛泽东并不在湖南，这样做不是上无中央吗？“这是歪曲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纪律的”。有一本写蒋先云烈士的书上说， 蒋先云是毛泽东“直接介绍”入黄埔军校的。也不符事实，实际上是湖南区委派去的。他说，其他描写领袖人物的回忆录、影片、话剧中，也存在过分夸张、突出个人的情况。有些烈士传写得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而且都是顺利成长的，步步拔高，好象在“造神”。李维汉指出这些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提出：“写共产党人传记， 不论人物地位如何，都要注意适当地反映他同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同党的关系，同群众的关系，同他所在集体的关系。切不可搞成个人跳舞的形象”。

他还指出写其他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写戏、写小说是可以虚构的，这没有问题。但写真人真事在关键问题上不好虚构，一虚构就成编造了， 事物就可能变质”。他指出在一个《杨开慧》的戏里，写了个陈独秀的女秘书，还是杨开慧同桌同学，一出场就是不好的，邪里邪气，最后变成了特务， 到杨开慧家去捉杨开慧。这完全不合事实，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不能随便到街上找个他喜欢的女人做秘书，要由组织部或秘书处经过严格审查，给他选一个。事实上陈的秘书是男的，并非女的。剧本这样虚构，“就损害了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面貌”。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十分兴旺，无论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或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都产生了大批真实、生动、感人肺腑的优秀作品，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形成一股“纪实文学热”。它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望，也符合党中央关于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的要求。但是正如李维汉同志指出的，也确实存在不做认真调查研究，不尊重历史真实，随意编造，歪曲历史、歪曲现实的情况。也有少数人以猎奇态度，专门搜寻污秽的社会新闻， 加油添醋，以“纪实”为招牌，招徕读者。既毒害了青年，也败坏了纪实文学的声誉。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一般文艺作品，不写真人真事，都要在扎实的生活基础上，选取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即使童话、神话、幻想小说，它奇想、怪诞，曲折地反映生活，也离不开对人的深刻理解，离不开真实生活的土壤。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则更应该强调现实主义， 尊重历史的真实。

李维汉说：“强调真实，并不是主张客观主义，也不是要搞烦琐考证。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创作， 特别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才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