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

二月，毛泽东致刘少奇信中说：“前读笔记小说和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祥，可供一阅”，贺知章，唐代著名诗人。当时文学界对其所作《回乡偶书》诗中“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句“儿童”究竟何指颇多疑问。毛泽东查阅《旧唐书》、《全唐诗话》等书籍，考证唐代的官吏制度和贺知章的生卒年月，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首诗中的“儿童”，应是贺知章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那种认为“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本月，毛泽东对演员孙燕说：“一个演员在台上演戏，几百、几千人看， 要唱歌，要演戏，就要出得众，一上台就要唱，不能伍忸怩怩，不但会唱， 还要会写，会创作。”接着说：“写作很重要，那时在延安时期唱的歌，演的戏都是创作家们自己写的，当时演的戏、唱的歌对革命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也团结了人民。在台上演戏就是演员，演员不能羞羞答答怕丑，而要使演的戏感化观众。”他强调说：“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等等，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

二月，毛泽东审阅了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在文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 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这段话未加了“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一句话。

三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敢想敢千，不要片面迷信名家、权威、外国，要破除奴性。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并要求各省市书记回去后搜集民歌。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四川出了个邹容， 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 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他在《革命军》一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书写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楹联书籍十余种。尤对清康熙年间孙髯题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余字的槛联倍加欣赏。清人梁章巨著的《楹联丛话》，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批语写道：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

年初，毛泽东在接见史学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时，一口气背出《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一大段话，还建议读宋玉的《风赋》，说：“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及搜集民歌问题时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只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

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曾称赞贾谊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英俊天才”。对他三十三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借，批语写道：“梁王坠马寻常死，何必哀伤付一生。”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中批语：“‘卞和献璞，两刖共足’， ‘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七月一日，毛泽东读《人民日报》，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送瘟神》七律二首。其一： “绿水青山在自多，华伦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信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写道：“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大著” 指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

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镇、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井无教育专著， 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致信秘书田家英，写道：“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锋？）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对新创作的《送瘟神》七律二首进行解释。他说：“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 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动。真是岂有此理！ 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

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信中指出：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年底，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观看了著名粤剧演

员红线女的演出。应红线女的请求，手书了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于牛”相赠。毛泽东说：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还写道：“1958 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于右。”

本年，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线装书《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第一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的天头、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写道：“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之后，注家蜂起，全是好意，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 我有说明的责任。”“谢注家，谢读者。”并分头加以注释。对《菩萨蛮·黄鹤楼》“心潮逐浪高”句“心潮”注道：“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对《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句注道：“1934 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对《忆秦蛾·娄山关》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 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以下诸篇指《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

历史学家范文澜撰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在《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阅后给予充分的肯定，点名赞扬。他说：“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红旗》杂志创刊，毛泽东为其书写刊头多幅，其中在挑出的三幅上分别注道：“此拟可”，“比较从容”，“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毛泽东在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看了原始黄梅戏《张二女推车》后说：有

意思，有意思，这出戏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于老四、张二女这一对情人， 留姓氏排行不留名，可见是一对劳动者，要不张二女怎么会推车呢？他认为这种上里土气的戏当地人看了有亲切感，喜欢看，是很自然的。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间，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划着大圈，并写下一条长达一千多字的批语。批语先是考证了作品的写作时间，作者的经历，后分析王勃及其作品：“这个人高材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 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为丈尚骄，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

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批注中赞扬道：“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

（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 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在批注中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伯，敢想敢说敢于。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 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