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间观

就时间观来讲，各个民族互不相同，对准时、对时间的珍惜程度有不同的态度。时间观的差异是跨国公司经理们常遇到的挫折和误解的原因之一。例如，美国人喜欢准时，喜欢在既定的时间安排内完成工作。而在中东，访问者可能要等了又等，双方坐下来后半天还在扯闲话。一旦谈起生意来又没完没了地拖。

时间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现代化工业进程逐渐加快了生活节奏，改变着人们的时间观，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时间观差异就显示出来。发达国家视时间为金钱，为生命，人人都感到时间紧迫，尤其是对于追求高成就的人。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落后国家生活节奏缓慢，

将时间看成是一种自然条件的循环（如日月潮汐、耕耘收获。生老病死等）， 人们对准时、对时间效率的态度较差，持一种宿命论态度。在同一国家，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时间观差异。

时间观越现代化，就将时间看得越抽象，越精确，将时间看成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的流程。在现代化社会中，准确的时间是用钟表机械而精确的运动来衡量，而不是用自然现象来具体衡量。工业革命后，抽象的时间成为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标准，使人们放眼未来某一时刻，强调计划，强调有计划的活动。

与其他文化的成员交往时，必须认识到时间观上的差异。习惯于抽象时间观的人往往发现与持具体时间观的人打交道时难以适应。这时需要不急不燥，如果急于求成生意，往往适得其反。下面的例子形象他说明了中美文化中，时间观的差异以及能否适应这种差异的重要性。

1978 年 7 月，一家年销售额为 600 万美元的工艺设备制造企业吉尔克

（Geerco）有限公司的推销经理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代办的电话， 请他去北京洽谈贸易业务。13 个星期以后，该推销经理和企业总裁到了北京，带回了 680 万美元用于精炼油厂的精铸蜡模成型机的订货。在他们的旅行结束时，这两个人学到了许多怎样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知识。第一天——按照他们的美国顾问的建议，在旅馆脱下外衣和领带——他们就到了北京技术大楼，在一间烟雾燎绕的房间里，与中国人围着一张用毡子覆盖的长条会议桌举行了会谈。在许多天的“技术性讨论”中，美国人在大部分谈话中是回答来自 20 多位中国技术人员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美国人越来越急于谈判钱的问题，但是中方继续要求回答更多的问题。甚至两周以后，中方也没有明确表示需要订购多少套蜡模成型机，多大规格，生产能力以及价格如何。最后，中方向美方询问 10 台设备的报价——这简直叫世界上唯一拥有那么多蜡模成型设备的美国人目瞪口呆。随后，这些中国人拒不接受美方提出的报价，要求他们以友谊为重降低价格以及珍视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在美方尽其所能减价以后仍得不到中方进一步的答复时，美同人只好打点行装回国。当中方发现美方准备离去时，他们提出要恢复谈判。然后以比原来提出的价格低 10％达成了协议。后来，中方频频举杯以拥有 60 度的茅台酒的盛宴款待这两个美国人。这位美国顾问对中国的谈判速度印象很深，他指出要在北京做成生意再跑第二趟是常事。

资料来源：富兰克林·阿·茹特《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年）第 301—302 页。

总的来讲，西方人更珍惜时间，更守时，拉美国家和中东人更随意。当然，每一文化中也存在不同情况。在有些文化中，年龄和地位决定着准时和时间意识，希望地位低的或年轻人准时。而年长者或老极则最后到达。在一些国家，时间以日计算，会晤日程安排在明天或下个星期，而不是在具体的几点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