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英雄史观的影响

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没有人公开宣扬英雄史观。诸如尼采那样，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供试验用的材料”、“是多余的废物”、“是一片瓦砾场”的反科学观点，早已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唾弃。可是，在我国，由于封建社会极其漫长，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与此相联系，在意识形态方面

①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50 页。

②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0 页。

③ 《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年 1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7 页。221

各种形式的英雄史观流毒深远，因而或重或轻地反映到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来了。

重视对劳动人民领袖人物（包括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研究，充分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是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旧史学，把被他们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重要一环。至今，还应坚持这个方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要做好这个工作， 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回顾我们在这方面的实际研究状况，却并未做好这一点，有时，甚至滑到英雄史观的立场上去了。例如，在评价农民起义领袖时，推倒剥削阶级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匪”、“寇”一类诬蔑之词，肯定他们在促进历史进步中的贡献，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对他们过分拔高、美化，把他们的某些落后思想曲解为进步思想、革命思想，甚至有意掩饰他们的弱点或错误，就离开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立场。再如，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那种违背历史实际，颠倒群众、阶级、政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作法，却是错误的。

对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是否就没有英雄史观的倾向呢？也不是。不错，在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解的不正确， 因而对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一概骂倒的作法，这当然是违背历史的，而且往往是从另一面夸大了个人罪孽的历史作用。但是，当我们纠正这一偏向，开始肯定某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时，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英雄史观的倾向。例如：评价秦始皇，翻掉过去的旧案，克服拿秦始皇影射现实中反动人物的不科学做法，重新估价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都是对的。可是，把秦始皇越抬越高，把那个时代的一切进步，都记在秦始皇的功劳簿上，人民群众成了衬托秦始皇雄才大略的配角，对于秦始皇的剥削阶级本性，或则隐匿起来，或则只讲其历史的正当性，这样的评价方法，不是也带上了英雄史观的倾向吗？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圣君贤相”身上发生过。从现象上看，这些评价都不适当地夸大了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贡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了唯物史观，离开了生产发展的状况， 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仅仅从英雄人物的动机、作为去解释历史的变动。所以，防止和克服英雄史观，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学会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将唯物史观贯彻到评价历史人物中去。

在批评英雄史观倾向时，还值得提一下“清官”问题。“清官”是一个历史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一个如何认识、评价的问题。现在，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理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清官”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清”与“不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对“清” 与“不清”的理解是不同的。“清官”产生于封建社会，尽管“清官”在一部分劳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但它的实质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再称这一类历史人物为“清官”，就有悖于时代了。当然， 象许多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曾经有过贡献一样，某些“清官”也有过一定贡献， 这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给予科学评价，是几分就肯定几分，是什么贡献就讲什么贡献，但是，这不能用划分“清”与“不清”来代替。“清官”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十分有利的，而清官思潮对于愚弄劳动人民又能起一种特殊的作用。“清官”思潮的内容之一就是鼓吹青天大老

爷为民作主。按照这种观点，劳动人民应该把自己摆脱剥削、压迫的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爷身上，他们是人民的“救星”，是历史的主人，而人民只是等待恩赐的“群氓”、“奴才”。这显然是一种十足的英雄史观的谎言。今天，正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很大影响，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清官” 时，更应注意批判“清官”思潮，否则我们就担当不起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责任。

伟大人物曾在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伟大人物的才能、性格、意志品质等等也会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抹杀这一点，历史就变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正确说明是怎样的历史条件、怎样的人民群众造就了怎样的伟大人物以及大体限定了伟大人物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