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处理几种关系

全面的观点就是辩证的观点，就是要求从矛盾诸方面的联系中把握事物。评价历史人物，也有一些经常遇到的对立统一关系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人是怀有一定动机投入历史活动的，评价历史人物必然涉及正确分析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十分明显，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时，不能只考虑历史人物的动机，也不能只看活动的效果而丝毫不顾及动机。通常总是说，我们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统一论者。可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如何把握这种辩证统一呢？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似乎都是动机与效果相矛盾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①或者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页。

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② 这样看来，这些动机的作用岂不是等于零，或者至少是和效果统一不起来吗？不是。我们在观察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时，首先不应忘记，个人动机总是从属于阶级的、民族的这一更为广大、更为深刻的动机的。个人的宣言，即使是真诚的宣言，也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真正动机，真正的动机植根于阶级的、民族的利益之中。而客观效果，实际就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的体现。这样看，并不排斥个人的动机及其效果在历史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说明历史人物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关系而不是另外一种关系，为什么有一些动机付诸实现了，并发生了积极效果，而另一些动机却不能实现，或者发生了消极效果。我们坚持唯物史观，不能以个人的主观动机去解释历史，相反，倒要从历史去解释这种主观动机；我们不能从历史人物的预期效果去评价客观效果，相反，倒要从客观效果去评价预期效果。例如，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他怀着追求黄金的热望，横渡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就其客观效果来说，远远超出了哥伦布的主观动机，因为这一历史活动促进了原始积累的进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哥伦布根本未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那么，在这里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就不能统一了吗？当然不是。略加研究当时的历史即可看出，追求黄金，探索新航路，是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动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谋求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点。哥伦布正是在这个阶级驱使下，那样思索、那样活动的，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客观效果。这一动机不是个人的凭空瞎想、效果亦非偶然，它体现着时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才应得到适当的肯定。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是复杂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动机与效果的联系形式，更是多式多样的。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辩证统一起来，有助于说明在各种动机推动下所创造的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

第二、关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般都会发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从局部观察和从全局观察，意义并不一定相同，这里也有一个正确分析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一般地说，由于历史是在互相联系中发展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因而评价历史人物活动的作用，全局重于局部，长远利益重于眼前利益。例如，秦汉时代，一些封建帝王都曾经经略边疆，这一活动，在当时不仅使汉族人民付出极大代价，尤其是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蒙受重大牺牲，从局部看，从眼前利益看，似乎是完全不足取的。可是，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去看，从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这一长远利益去看，这一活动又应该给予适当的肯定，承认它对祖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重视从全局、从长远利益看问题，并不等于抹杀局部作用，也不是说眼前利益可以置之不顾。如果这样，那就是把历史人物活动的内容和作用简单化，就是用“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或者用孩童的“好人坏人”概念，代替辩证法。如果运用这种方法去评价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活动，就会滑到为这类人物活动辩护的客观主义立场上去。局部不能代替全局，眼前利益不能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页。

代替长远利益。但是，局部毕竟和全局联系着，眼前利益毕竟和长远利益联系着，讲不清局部，就讲不清全局，讲不清眼前利益，就讲不清长远利益。例如，评价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活动，如果不承认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只强调他们带给亚、非、美人民的灾难，显然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运动规律，是一种只看局部不着全局的偏向。可是，如果只讲他们的活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完全不谈他们带给亚、非、美人民的灾难，不是同样不科学吗？这种只讲全局不顾局部的偏向，不仅掩盖了殖民主义者用“血与火”在局部写下的历史实际，而且也因此讲不清整个资本主义全局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形式发展变化的，到头来，还是讲不清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历史作用。正确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局部意义和全局意义，把局部作用和全局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

第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可能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但决不能改变客观规律。当然，唯物史观又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注意评价历史人物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差别。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没有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也就谈不上历史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制约着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存在于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之中。历史并不是客观规律的抽象发展，而是到处表现人们主观能动性的有血有肉的过程。所以，承认客观规律是对的，把客观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乃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不对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观点，而是宿命论。正如列宁批评过的，这不过是把历史人物看成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②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评论俾斯麦所谓“吾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应该等候它们自行造成”这一观点时，讲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关系，或者接受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所以他在这种场合移动自己的表针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他既不能把时间加速，也不能使时间倒退。⋯⋯然而我如果知道社会关系因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我也就会知道社会心理将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心理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可见，在相当意义上说，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因此我也就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③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说明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应该揭示历史人物在时代的舞台上，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曾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第四、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通常谈历史人物评价，多指对政治活动家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评价的历史人物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家。在人类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不论出自哪个领域，都有一个评价问题。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39 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39 页。

③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 38—39 页。

只是由于活动领域不同，评价标准不能一刀切，需要注意区别对待。

例如评价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历史人物，就不能象评论政治家那样，主要考察政治活动。因为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政治活动在其一生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象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是当时显赫的学者，弟子遍天下，但他的政治活动却不成功，影响也不大；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袭官太史令，虽出入朝廷，但政治上除了遭遇不幸，未见什么功绩；至于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乃至曹雪芹等众多的文学艺术家，虽其中个别人有“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回忆，但大都终生不得志，仕途无进取，心血全部倾注于形象思维之中。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就主要应该考查他们的思想成就、文学艺术成就。否则就不能得出公平评价。例如有人在评价苏东坡时，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为理由，列入“儒家”、“保守派”，而极尽鞭挞。其实，苏东坡在历史上的声名在于诗词，影响广大久远亦在于诗词，抓住他的政治活动作文章，否定他作为杰出诗人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公道的，虚无主义的。另外，评价这类历史人物，还要注意他们的阶级立场、世界观与其思想成就、艺术成绩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例如，黑格尔哲学成就极高，但政治上保守温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艺术成就伟大，但也并非站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我们在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时，既要科学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又要注意不因其阶级局限而低估他们为人类历史增添精神财富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历史评价问题。自然科学家不仅应在自然科学史上享有地位，而且应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享有地位。过去，我们较多评述他们在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可是，这种贡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历史作用，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直接相联系，自然科学成果的运用，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发展，并相应迟早地带来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意义不可低估。当然，自然科学上的突破，基础在于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但也与科学家的辛勤探索分不开，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曾令人信服地解释过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高度评价了三大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创立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的科学论述，实际为我们评价自然科学家的历史贡献提供了一种方法——唯物史观的方法，对于我们克服将自然科学家的贡献作为某种历史附带因素一提而过是大有帮助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阶级出身、政治倾向，显然更是只应作为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一方面的参考。

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家的一项庄严的职责。许多为历史的进步作出卓越贡献而惨遭诬陷的志士仁人，常常感慨地发问：“青史凭谁定是非？”今天，当史笔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一字一句，可要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