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史籍获得全面发展

除以上列举的正史之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别史也有几十种之多。现存的有晋袁宏的《后汉纪》、常璩的《华阳国志》、鱼豢的《魏略》，梁萧方等人的《三十国春秋》和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帝王们的《起居注》也特别发达，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四十八种之多。人物传记有二百一十九种。这些书有的至今尚存，有的为各种古书所引用。他们往往能保存史官所不及备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遗行”；其作用“或详于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备多闻”。在我国历史上，这一个时期的门阀制度是最盛的，记载某一氏族的来源，世代体系，户籍迁移等等的“谱谍”、“家传”也特别多。某一家族中，有名人物的传记以及与一族有关的政治经济等轶闻故事，对研究历史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以来，南北分裂，各自为政，为了斗争的需要，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撰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达一百四十种之多。著名的有《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等等。超过原书好多倍的《水经注》，也由郦道元在这个时期里写成。以上这些，对“开导后学，发明先义”，贡献很大。总起来说，魏晋南北朝时的学术思想较两汉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百花齐放” 的时代。除了后来兴起的“典志”、“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史书类型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创立起来了。更重要的是， 史学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已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刘宋开始，国家所设置的四种专科学校，以史学为专科之一。①“史学”②这个名词即出现于这个时期，表明了史学已有其突出

① 《宋书·雷次宗传》。

② 《晋书》卷一○四载：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 319 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史学”一词始见于史册。

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了史学本身的发展。

不过，就一般情况来说，这一时期的史学带有“文胜于质”的缺点，不少史著都具有山林风月之色和佛玄鬼神之气，可说是有别于其他各代史学的特色。

在这一个时期里，还有一件值得提出的大事，即《竹书纪年》的发现①。有了《竹书纪年》的出土与整理，发现了一些从来所不知道的史料，有力地纠正了过去对古史的一些错误说法。《竹书纪年》的发现，对古史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① 《隋书·经籍志》：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