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由经世转向考据

在清代史学中，还有一项值得推奖的，是他们对史书的考证，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经史答问》、杭世骏的《诸史然疑》、洪亮吉的《四史发伏》等书， 都是这方面的名著。全祖望、杭世骏的书，只是提出了问题；贡献最大的要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钱氏的学问十分渊博、对史书的真伪考辨甚精。王氏的考证，重点在典章故实上做文章，以本书证本书，或以他书证本书，加以分析推论，找出典制和历史事实的真象。赵氏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与勘校，以史证史。凡史书中，体例内容有得失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至于历史大事的发生、发展及结果，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可从考出的真象中领悟作者的意见，不待特别加以褒贬，而泾渭分明，善恶自辨，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的大师。他们三人，对开创清代史学界“实事求是”的治史新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古史书籍的订伪、纠谬工作上的成就， 给后代治史的人们，省却了很大的精力，他们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还有对历史上的问题，从怀疑而进行研究的，如崔述的《考信录》。因为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他要考了再信，故名其书为《考信录》。《考信录》论列的都是先秦古史的问题，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给予很大的帮助。

清代史学家对历代史书的注释，成绩也是很大的。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玷的《补史记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惠栋的《后汉书补注》、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梁章钜的《三国旁证》、吴士鉴的《晋史讲注》、彭元端的《新五代史补注》等等。

我国古代，对地理方面的学问，一直是放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的。清代学家们对地理学也十分重视，在这方面的名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

② 参见《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马骕传》。

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等等。此外，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张匡学、孔继涵等对《水经注》的研究，以及康熙、乾隆时期测绘的地图，都对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