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及石碑刻文

和甲骨、青铜器一样，石刻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我国石刻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安阳殷墟出土的石 断耳、玉器等已有雕刻文字来判断，刻石的萌芽时期应定为商代。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的出现，工具有所改进，石刻也逐渐增多，《文物》1979 年第一期所载《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中的《公乘得守丘石刻》，以及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秦献公时的《石鼓文》、秦武王时的《诅楚文》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五次巡视各地，所到之处均立记功刻石，共立七石；其后，秦二世巡行时，又加刻了诏书和从臣姓名，字体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刻石的内容，有歌颂统一战争的， 有自诩其政策措施的，甚至有称赞统治者给当时人民带来好处的，可惜的是这些刻石多数未流传下来，只琅琊及泰山刻石残存几字，其余的只剩下摹本可供研究了。西汉时，虽然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但在刻石方面却没有多少创造性，从北宋赵明诚《金石录》、清王昶《金石萃编》的拓片与临摹来看，西汉的石刻不仅件数不多，而且文字也显得过分简短，除年月日和人名外，连立石原因也几乎难于寻觅，这只能供文字学家去研究了。

石刻发展到东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特点是：数量增加，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其代表作是摩崖。

摩崖为刻石的一种，指的是利用山崖石壁以镌文记事的石刻，所以，有人又称之为“天然之石”。摩崖的分布地区很广，几乎各省都有。能定为摩崖并能确指其年代的，最早的是东汉。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及其以后较著名的摩崖，现存或保有拓片、裱本者，总计约在五十种左右，如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 63 年）刻于陕西褒城北石门南崖壁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刻于同一地址石门洞内西壁的《杨孟文石门颂摩崖》，是我们研究古代川陕交通的重要史料；又如刻于新疆阿克苏属赛木里（今拜城东北喀拉公达格山的博者克格沟口崖石上），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 158 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摩崖》，记的是刘平国等人

开山建关之事，是研究新疆的重要史料；他如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 509

年）刻于褒城的《石门铭》，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刻于云南大关县北豆沙关的《袁滋题名摩崖》等，均颇珍贵。

至于碑石刻文，流传下来的甚多，除开 80—90％的墓文及经幢在史实方面无多大补益，可以略去不计外，其余属于记事范围的碑文，常常记录了若干不见诸史传的内容，这是不可忽视的。

西安碑林的藏石，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乃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立，记载着唐太宗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 碑下和两侧还刻有古叙利亚文的题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又如西藏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吐蕃赞普所建，用汉、藏两种文字表达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至于云南的《南诏德化碑》，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南诏赞普钟十五年（公元 766 年），记录了南诏强盛时期的疆域、军政设施、南诏与唐的关系及境内各族的生活习俗等，这又是研究南诏史的宝贵史料。诸如此类者甚多，尤其是边地发现的碑刻，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更是大有裨益。至于具体目录，可查阅诸家金石文字考，各省地方志书金石部分亦有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