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历史科学在认识上的主要特点

认识对象的特点

历史科学所要认识的是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这给历史科学在认识上带来了许多特点，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改变的。历史不同于现实。现实能够将人类社会生活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在与之相接触的社会实践中，对它进行认识。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既然是指已经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过程，因此它不可能以其本来面目原封不动地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认识对象，我们只能通过它所留下的各种残骸——考古发现的残骸或某些在现今生活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的残骸，以及带有各种主观烙印的文献记录，去研究它、认识它。例如，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总希望能够如实地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活动，能够栩栩如生地向人们描述商鞅的才干、志向、性格，尤其是他的作为、功绩，还希望揭示出这场变法赖以发生的原因，已经达到的成就，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但是，我们和那个时代毕竟已经相距两千余年了。我们见不到商鞅，见不到当时的秦国， 见不到处在大变革中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我们希望反映的是活的运动的历史，但却不能见到活的运动的历史本身。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凭借的是诸如《商君书》、《史记》、《战国策》以及诸子等文献资料，也包括象秦简等重要的考古文物。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资料，去认识商鞅、商鞅变法的。这是由历史科学认识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舍此无法认识历史。

可是，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实际的反映，总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中国的古代史籍是十分丰富的，任何一个别的国家也比不得。许多人喜欢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去形容它。可是，真正研究历史时，还是常常感到资料缺乏，难于据此有限资料，窥见历史的全部本来面目。这是史学工作者和自己的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特殊矛盾。历史活动已经成为过去，无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可供考察的痕迹，随着岁月的一次又一次冲刷，有些已经变得几乎无影无踪了。例如，关于夏代， 从《史记》对殷代记载的可靠性来看，估计它对夏代的记载该是有根据的， 可是，资料不够，史家们觅寻至今，还是说不准、说不清。别说现在，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早就感觉到困难了：“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足见，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地形成了它比较难于认识的特殊困难。

历史活动是由有思维的人的活动构成的，表现出强烈的个别性、偶然性。尽管在这种个别性、偶然性的背后也隐藏着一般性、必然性，但比较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发现历史活动的一般性、必然性，有其特殊的困难。况且， 历史科学并不是脱离具体历史事实，抽象地理论地阐述一般规律，作为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记述历史，反映历史活动中确曾真实存在过的个别性、偶然性，抽掉了这些东西，等于抽掉了历史的血肉，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与史学虽同以实质为根据，然研究时之观察，绝不相同。自然科学家之于实质，抱一种通概之眼光研究而组织之， 以求得因果定律为止境。吾人之应用普通名词，即为此种概念之见端，如男女也，草木也，衣服也，凡所表示，皆具有共同之特点者也。通概所包愈广， 则其所含之实质愈少。至物理学中之相对论，几可统括万象，故其中所有之

实质，排除殆尽。其为物也，弥漫于宇宙万有之中，不复有古今中外之别， 此即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实质所得之结果也。至于历史之实质，则纯以求异之眼光，研究而组织之。人类之始有专名，即为此种概念之发轫。如尧舜， 如禹汤，凡此诸名，非表诸名之所同，乃表诸人之互异。史家对于已往之事迹。亦复如斯。如召陵之盟，城濮之战。其所致意者乃召陵城濮二役也。非古今所有之盟与战也。此自然科学之观察点与史学不同之大概也。”①这种意见不承认史学可以“通概”当然不对，但它又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历史是以无数个别性、偶然性构成其具体过程的，取消了个别性、偶然性，等于取消了历史、取消了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既要反映个性，又要揭示共性，这样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是历史科学的任务规定的，也是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的特点规定的。

历史过程川流不息，不会停止，也不会重演，不能人为地复制，也不能搬进实验室。这一点又不同于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家可以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观察、研究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动物学家为了了解某种动物， 既可以找来一定数量的这种动物，进行观察，进行比较；又可以一只只地解剖、试验，反复研究，反复认识。社会科学虽然一般都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搬进实验室，但却一般都能从大量的反复出现的事实中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经济学家总是从反复展开的经济运动现象中把握经济规律，法学家总是从反复出现的犯罪现象中提出法学理论。可是，历史学家面对的认识对象却与此不完全相同。要记述秦始皇的活动，评价秦始皇的地位，只有研究秦始皇。秦始皇的历史活动曾经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已不复存在，并且无法复制，无法再造。当然，中国古代皇帝并非只有秦始皇一人，封建皇帝之间有其共性，可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谁也不能简单地把以后那些有作为的皇帝都概括为秦始皇的再版。这就可以看出，作为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历史过程既意味着过去，又意味着任何历史现象都有强烈的个性，这就要求历史科学应该有把握自己对象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