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初步发展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开始时，“巫”、“史”不分。到了所谓“重黎绝天地通”②之后，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开始时，以记事为主，史学水平较低。自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 史学也日益进步。虽然史官仍要参与龟筮占卜，解释天象，是预言祸福的半神秘人物，但开始重视了史事的垂训和鉴戒作用，使史学由“记事”发展到“经世”，象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从史学角度看，是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 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

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起，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

① 参见董作宾：《甲骨文字沿革例》和《周易·异卦》“用史巫纷若”。

② 《国语·楚语》下。

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仅见的。

到了公元前 722 年，中国历史有了更详细、更完备的记载——《春秋》。

《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 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到过“百国春秋”①，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

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下讫鲁

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共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孔子根据他制定的和史官们所共同遵守的史法进行修订，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修订

《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②，有褒有贬，从而使“乱臣贼子惧”。

《春秋》记载史实非常简单，如鲁惠公死，子隐公未依继承法而被立为国君，《春秋》就只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③，意思是说崔杼犯了弑君罪。《春秋》之中还有只记标题而无详细内容的地方，有的只记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人讥为“断烂朝报”。相传鲁国的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春秋》书法。

孔子和左丘明已开始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点观察社会。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①“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②。《左传》上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也是讲社会变化的。同时，他们还主张“温故而知新”，认为学习历史主要是为了“知新”；“ 告诸往”是为了“知来者”③；另外，他们也主张进步，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④。这种进步的史学观点，给后世史学以巨大影响。

自平王东迁后，以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孔子绝口不谈“怪、力、乱、神”⑤；左丘明在《左传》里记载了不少怀疑，否定天道和鬼神的言论，如“天道远，人道迩”⑥，“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⑦。先秦史家， 如孔子和左丘明等，都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他们使史学初步摆脱了神学，因而使他们在我国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战国期间，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激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

① 《墨子·明鬼篇》。

② 《论语·子路》。

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① 《论语·子罕》。

② 《论语·雍也》。

③ 《论语·学而》。

④ 《论语·述而》。

⑤ 《论语·述而》。

⑥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⑦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⑧，系统的编年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又产生了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即是这类性质的著述。

战国时期，人们对史实的考订也开始给予重视，如孟子说：“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①，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

我国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代史学的开山，而且注重把史学作为人们的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字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学习的榜样，象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御、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

⑧ 《国语》、《战国策》一类的书。

① 《韩非子·五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