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著作由记实向理论的发展

唐朝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强力干预、控制，对于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消极影响，自刘知几出，遂用“以古方今”①的方法，对当时史界存在的各种弊端②，进行猛烈而深刻的抨击。

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谈谈刘知几和他的《史通》。刘知几，字子玄，徐州

② 《隋书·文帝本纪》。

① 《隋书·文帝本纪》

② 《唐·大诏令集》。

③ 《唐·大诏令集》。

① 《史通·疑古篇》。

② 《史通·自叙》。

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开元九年（公元 661—721 年）。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观”③，备尝史馆的压抑，所“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 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 讥评古今”④。《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 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十九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论著作。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⑤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 “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史实的内容只应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载“州闾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得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徵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对于符合这些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刘知几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他批评《春秋》这部书“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在《疑古》篇中，他批评了

《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 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 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里，对于古代为坚持直笔而牺牲的史家极为赞叹，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畏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相反，刘知几对史家队伍中，那种毫无品节，“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的丑类，大力口诛笔伐，说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应把他们“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刘知几毕竟是一位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的思想带有很大的时代的阶级

的局限。如他把农民起义领袖，诬蔑为寇盗，把历史成败的“人事”，解释为帝王将相个人的作用。所有这些，说明他还不可能跳出唯心史观的巢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