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

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归根结底， 总是时代的产儿，总是和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联系着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苛求于古人，就是把古人现代化。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出现，评价其历史地位，首先就要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例如，评价秦始皇，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看到的似乎仅仅是“好大喜功”、“暴虐无道”。可是，只要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具体分析时代的要求， 就会看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政治经济统一代替诸侯战乱纷争的历史要求，为秦始皇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历史舞台，为他一系列“好大喜功”的作为提供了历史根据，历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发展所迈出的步伐。同时，也正是对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揭示秦始皇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活动中，为什么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其中秦始皇的个人特点占了怎样的成分。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切合历史实际地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评价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是这样，评价农民起义领袖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不要“拔高”或“贬低”农民起义领袖。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也在于对农民起义领袖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这样说，不是反对对农民阶级的阶级特点作理论分析。理论分析是重要的，例如“平均主义”、“皇权主义”等问题都值得从理论上探讨。但是，要具体评价农民起义领袖，还必须使理论分析和历史实际统一起来，否则，理论不过是僵死的教条。例如评价陈胜、吴广，要科学估计他们的历史贡献，就必须对秦朝末年的社会危机以及由这种社会危机所决定的当时的历史任务进行具体分析，看一看历史要求什么，陈胜、吴广做了什么，从而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至于陈胜、吴广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也只有从当时的时代水平，才能给予正确说明。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这句话要作出中肯的评价，就必须联系当时农民阶级的实际水平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实际状况。只讲这是对反动的“天命派”和“血统论”的有力批判，表达了革命农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夺取政权的胜利信心，不讲其历史的局限，认识的局限，显然不够适当。反过来，只是强调这句话也表达了信天命的思想、皇权主义的思想，完全抹杀它的阶级实质和革命内容， 显然也不够正确。所以，要想既不拔高又不贬低陈胜的历史地位，科学说明陈胜提出的这一口号的价值，还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忠实反映历史所赋予陈胜的实际的思想水平。这就如同列宁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

之内”。①“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忘记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