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思想的初步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接近于青年黑格尔派，但却始终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虽然批判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希望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但却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认为批判就是一切，幻想专制的普鲁士国家自动起来改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不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们不仅敢于对封建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抱着深厚的同情，重视并支持反对反动势力的一切群众斗争。正是这种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迅速地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从四十年代初就开始走上为争取改造现实而积极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他在费尔巴哈影响下，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抛弃了思辨哲学，一步一步地在唯物主义道路上前进。早在 1842 年 1 月末所写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中，马克思就向思辨神学家和哲学家指出：“假如你们愿意明白事物存在的真相，即明白真理，你们就应该从先前的思辨哲学的概念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你们只有通过火流（双关语：德文 Feuerbach 字面的意思是‘火流’而译音是‘费尔巴哈’，译者注）才能走向真理和自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5—246 页。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9 页。

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①

马克思从一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就竭力主张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认为哲学应该从批判宗教，转向直接批判政治；哲学不应该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是双脚站在地上；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应该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正是这样投身革命实践的，这对于他创立唯物史观有着重要意义。从 1842 年 5 月到 1843

年 3 月，马克思在《莱茵报》所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表明他已站在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以哲学为武器，代表被剥削群众，对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如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他已看出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决定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出版自由采取不同的态度。另外，他还看出了政治制度决定于社会关系。他引证了一个报告人如下的一段话： “时间不可遏止地向前推移，必然会产生现有立法中尚无适当规定的新的重大的兴趣或者提出新的要求。每当这样的时刻，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状态”。接着就说：“这是真正的历史观点”①。

当然，尽管马克思这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具有了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总的说来，他还没有从黑格尔关于国家与法的观点中解放出来。他所使用的哲学武器还是遵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他对反动势力的分析与批判还是根据正义的引申。他还是处在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阶段。不过，革命实践的要求，使他不能不研究面临着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则又促使他在社会领域内逐步抛弃唯心主义走上唯物主义。通过参与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关于摩塞尔农民情况的论战，使他深感自己对社会经济问题认识不足，从而推动他加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后来回忆说：“1842 至 1843 年间，我担任《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害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森林盗伐和地产细分的讨论，当时莱茵省省长夏培先生和《莱茵报》之间关于摩塞尔农民情况的公开论战，⋯⋯最初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①

同时，通过《莱茵报》时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历了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对《莱茵报》的迫害，使马克思愈来愈清楚地看出了：国家并不具有黑格尔把它当作绝对精神的体现而强加给它的那种合理性；不是绝对精神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不是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就能改造国家，而是只有根本地改造社会才能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这样，就使得马克思深深地感觉到要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就必须彻底弄清楚国家的本质、作用，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审查自己先前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对国家和社会的看法。因此，当他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就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为了做好这次批判工作，马克思认为预先必须弄清楚现代国家发展的政治方面和社会历史方面，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本质。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3—34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93 页。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 页。

此他认真地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结合着历史的研究，他又研读了马基雅弗利的《论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等政治理论著作。同时，为了使自己的批判建立在巩固的哲学基础上，马克思又兴奋地研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他以费尔巴哈对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以及为费尔巴哈翻转过来的、对意识与存在关系的理解，作为这次分析批判的出发点。他完全同意费尔巴哈所指出的人不是抽象思维的存在物，而是感情的、具体的存在物；但又不同意费尔巴哈把人看成为消极的自然的本质。他认为费尔巴哈过多地注意自然，过少地注意政治。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仅考察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没有考察人和社会的关系。事实上，人不仅和自然有关系，而且还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并且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动因素。他保留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解，但他又不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理解为精神和物质、人和外部世界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样，马克思既克服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缺点，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缺点；不但把自己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而且为建立新的世界观开辟了一条道路。

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翻转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榜样，从根本上给予毁灭性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恰恰相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①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在此以前，一切旧的国家观点（包括黑格尔在内），都把国家看成是决定性的要素，而市民社会则被看成是被决定的要素。这种观点，从表象上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都需要通过国家的意志，用法律的形式取得人人应遵守的效力。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了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69）一文中谈到马克思通过分析和批判黑格尔的观点所做出的结论时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①

当然，当马克思在 1843 年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时，还只能算是刚刚知道了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把锁钥，至于真正找到这把锁钥，并用它来打开人类历史的大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革命实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通过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析与批判，已经看出了“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的劳动等级”，“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②但是，还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21—722 页，注 91。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10 页。

没有看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通过这次批判所取得的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理解，和根据这种理解初步树立起来的社会历史观点，却已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了。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从一开始他的社会政治生活，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一点可从他在十九岁时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乌培谷河来信》中得到充分证明。他在该文中有力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的蒙昧与伪善，怀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残酷剥削之下的贫困生活，从而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①

恩格斯曾接受过在当时德国哲学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耶稣传》一书的作者施特劳斯的影响。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恩格斯以文学、特别是他所喜爱的政治诗为武器，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斗争，但他又不满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单纯批判哲学，而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行动的愿望。不过，这一点不是象马克思那样通过哲学而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②恩格斯不满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批评的倾向，在 1842 年发表的《评亚力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也曾表现出来。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青年德意志” 这一文学团体和荣克的“中庸”派妥协哲学。但在其中，通过肯定黑格尔哲学中经常想在主体与客体、精神和实体、人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倾向，也批判了和“青年德意志”派具有同样主观主义思想的青年黑格尔派。③

正是由于在对待革命的实际行动这一重要点上，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存在着分歧，所以尽管他热情地参加了“自

由人”的活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就终于和“自由人”决裂了①，并在当时广为流行的空想共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共产主义。1842 年 11 月，当他离开德国前往英国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时，已经满怀着共产主义的情绪了。当然，他这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英国是大机器工业的故乡，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内部构造比法国和德国都更为分明。那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象英国那样如此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同时，在三十年代末开始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在四十年代初正进入了它的高潮。恩格斯恰在这时来到英国，就获得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最好场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形成。

恩格斯到英国后，立即就投入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并开始了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研究。从 11 月 29 日到 12 月 22 日，他在《英国来信》的标题下，连续为《莱茵报》写了五篇通讯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及其锐敏的观察能力使他的观点有了飞快的进步。

从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出发，他指出尽管英国社会的表面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93—518 页。

② 参阅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48—273 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22—523 页。

① “自由人”是居住在柏林以鲍威尔为首的一批青年黑格尔分子所组成的小团体。

② 这五篇通讯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1842 年 11 月 29 日）、《国内危机》（1842 年 11 月 30 日）、

《各个政党的立场》（1842 年 12 月 19 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2 年 12 月 20 日）、《谷物法》

（1842 年 12 月 22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44—559 页。

况显得十分复杂，但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各个政党之间的相互斗争。他指出，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代表金钱贵族即工商业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宪章派，是英国的三大政党。英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是通过这三大政党之间复杂的斗争来进行的。恩格斯运用阶级观点，通过对环绕着谷物法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阶级本质。同时，也正确地分析了这一斗争在英国的阶级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

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论证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英国社会中最强大的阶级力量。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参加并且描写了英国的工人斗争以及英国的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他指出宪章派的合法革命思想，是使它所领导的许多次工人运动刚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但是他说：“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①

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临近的观点来研究英国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使恩格斯不仅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而且也使他清除了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日益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

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对英国现状的深入研究，也使恩格斯迅速地抛弃唯心主义，开始确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然这种历史观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确立起来的。恩格斯已经看出了反映不同经济利益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英国发生了巨大影响，可又一度认为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不能成为独立的主导因素，世界历史终究是最高原则即观念支配的。他说：“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①但是，随着他积极地参加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并不断加深对英国社会、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他日益认识到不是观念，而是作为产生现代阶级对立基础的经济事实，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继为《莱茵报》所写的几篇通讯之后，他在 1843 年又写了《伦敦来信》和《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两篇文章。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在不断地前进。

1844 年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是十八世纪“第三等级”用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时使用的最尖锐的思想武器——唯物主义哲学的故乡。这里自从 1789 年以来，曾经多次地进行过巨大的阶级搏斗，它使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能够看出这一革命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写出把“第三等级”的阶级斗争追溯到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里自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曾经产生过各种各样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并在这时开始和工人运动发生关系。在这里有着具有革命传统和阶级觉悟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自从 1830 年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① 《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50—55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46—547 页。

② 同上书，第 569—574、575—593 页。

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日益加剧。共产主义在这里已经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目标。这一切都等待着伟大的天才进行高度的科学概括。

1843 年 11 月，马克思来到了巴黎。正象英国的生活对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一样，巴黎生活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说，恩格斯首先是通过熟悉并分析批判英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开始确立起他的唯物史观；那末，马克思则首先是通过对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观察与研究，实现了自己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马克思到巴黎后，怀着为彻底解放全人类而探寻锐利的理论武器的伟大理想，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一方面经常出入于革命工人的住宅区；一方面投身于法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他勇猛奋发，常至数夜不眠。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能够吸收十九世纪以来就出现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抓住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线索。

1844 年 1 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已取得光辉成就。在该《导言》中，马克思把德国的落后状况同英、法两国的状况进行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象封建制度已经过了时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过了时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因为在德国应该批判的封建制度，在其他各国（特别是英、法两国），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而且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消灭德国所梦想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单单批判德国的封建制度，就远远不够了。但是，对德国封建制度的批判，仍然还有它的意义。因为“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① 马克思认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因为“反

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因此，历史的任务，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任务，就是在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但是，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

马克思根据对欧洲各国历史发展的观察和对德国阶级状况的分析，认为在德国可能实现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彻底的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认为“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 conditio si- ne qua non〔必要条件〕。”④因为，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消灭。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而要完成这样的革命，就必须形成一个不彻底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事实上，这样一个阶级在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56 页。

② 同上书，第 452—453 页。

③ 同上书，第 460 页。

④ 同上书，第 465 页。

国正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开始形成起来。这样，做为革命武器的哲学，就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马克思这时已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已经过了时的必然要灭亡的制度，而且指出实现推翻这一制度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他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并提出了革命的理论必须与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过，马克思的这些结论，在当时还不是通过全面地系统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得出的，而是通过革命实践活动，通过运用锐利的辩证分析方法从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得出来的。

在这方面，恩格斯做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带有决定意义的补充。恩格斯在同一期《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英国工业发展状况，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而得到了和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指出它所产生的一切矛盾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指出它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础辩护的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学问。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说成是天然合理的制度。为了替资本主义辩护，他们美化自由贸易，把它说成是各民族和各个人之间团结和友谊的纽带，把竞争视为自由的表象，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基础。恩格斯揭穿了这些谎言。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由于自由贸易和竞争的发展，所造成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象大瘟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和垄断的不可避免性，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日益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势必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它从政治经济学上帮助马克思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还存在着的一些抽象的理解，推动他去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德法年鉴》仅仅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此后，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革命史的研究，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继续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当 1844 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时，他们已各自独立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1885 年，恩格斯在他所写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书中，回忆 1844 年夏他同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时，是这样写的：“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少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67 页。

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 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 1844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