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史学与封建史学的分界

我们再谈谈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史学。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他虽没有写什么专门的史学著作，但他为“变法”的需要而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康有为把《公羊春秋》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篇》结合起来，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礼运》上所说的“小康”就是《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升平世”；《礼运》上所说的“大同”，即《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太平世”；还有“据乱世”（应称“衰乱世”），合起来即为“三世”。据康有为说，这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实，这是他受了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进化论的影响，比附《公羊春秋》所建立的唯心史观。

康有为认为“三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别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至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定为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无不同风。孔子之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大小若一，推之进化之理而为之”①。史学俨然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

由于他认为历史是“进化有渐”的，所以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也因为死抱住这个“渐”字，使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走向反动。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得力助手，其威望仅次于康有为，时称“康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领袖之一。

1890 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梁启超接受了康所宣讲的今文经学的历史观点。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学会了日文，接触了很多日本翻译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书籍，使他进一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1902 年，他用“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的主张。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里，强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斥之有“四弊”、“二病”①。倡言：“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

②。他指责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史“皆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

辟一新天地”的。他锐意改革旧的史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历史统计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梁启超所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智力”（指思想史），

②“产业”（指经济史），③“美术”（指艺术史），④“宗教”，⑤“政治”。他曾大声疾呼：“凡作诸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认为中国的旧史，只重政治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历史，所记的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说明政治之真象”，只能称它为“帝王家谱”，“备君王浏览”的“皇帝教科书”。开始划清了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界限，并为资产阶级史学指出了一定的方向。

① 康有为：《论语注》卷二。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 3—6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 3—6 页。

在研治史学的方法上，梁启超再三强调“纯客观研究”，反对“强史就我”。他认为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并主张专门史与通史要分工合作。他竭力提倡历史统计，说“历史统计学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对中国历史尤为相宜”。

1904 年，夏曾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史》。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史，可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史学革命”的一次实践。作者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象这样一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新颖的历史书，当时是颇受读者欢迎的。这表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增加了对世界史，尤其是对英、法、日、俄、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历史著作的翻译与研究，扩大了史学的视野。但是，进化论作为历史观来说是有其局限性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

验批判主义》中引述马克思的论述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①要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说，显然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找到促使社会不断发展的真正原因，也发现不了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主体。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服务于要求变法和自强的主张，但又反映了它政治上的软弱与理论上的贫乏。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结成了反动同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进行较量，资产阶级不能不败下阵来。

最后，我们谈谈章太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史学。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急空前严重。章太炎愤然走出书斋，为变法维新大声疾呼。变法失败后，章氏亡命日本，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国的哲学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企图寻求真理。这样，他的思想也随着发生了突变，同时又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他生活在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又通过变法、革命的社会实践，深知欲“寻求政术”，必须“历览前史”。遂撰写了《史学略说》一书，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向后看，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向前看。章太炎所设计的通史是力图“开浚民智，激扬士气的”，他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有五表、十二志、十纪、八考纪、二十七别录。他极力提倡变法革新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朝气与信心，并为他们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大大鼓舞了当时的民气。

他这套在当时看来是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主要是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学而形成的。当我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进攻下败下阵来之后，章太炎也逐渐消沉，“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终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①

① 《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