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的正式确立与《史记》、《汉书》等

公元前 206 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由于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刘邦采取了减轻剥削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们还接受“黄老学派”的主张，实行“无为而治”，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汉初，在文化上，对春秋、战国期间的几个重要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曾予以提倡，并取消“挟书律”③，令民间献书④，被秦始皇践踏的各种学术文化，很快地恢复发展起来。

汉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免蹈历史覆辙，亟需总结历史教训。刘邦曾对他的大臣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⑤这说明，当时的历史已向人们提出了“通古今之变”①的强烈要求。我们先谈谈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 145 年（汉

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陕西龙门山附近韩城县的芝川镇。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写出了不朽名著《史记》，创制了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这五种体例，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形成一种系统的有机的历史编纂方法，比较好地记录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丰富内容。《史记》以丰富的内容，把司马迁的历史观点，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每一个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记载，都不是平列的堆积，而是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发展眼光进行表述的。《史记》一书，以“网罗天下

① 《史记·六国年表》。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中》。

③ 系汉惠帝二年颁布的。

④ 《史记·武帝本纪》。

⑤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②为目的，写成一部贯通三千多年历史、堪称为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因而“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在《史记》一书里，司马迁的那种不为时屈，“敢述汉非”的浩然正气，处处皆有反映；书中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进行猛烈地抨击；字里行间洋溢着正视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把反抗强暴、敢于起义的英雄人物，提到很高的地位。凡是爱国爱民的，急公好义的，尚义任侠的，或者在文化教育上有成就的，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物的历史，十分重视，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值到赞扬的，是他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时， 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间架，以《春秋》作为搓捏的材料，吸取先秦各派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用神学来堙窒自春秋以来形成的、不从神意出发而从人事出发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某些问题的进步历史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神学异端的姿态，凛然崛起，勇敢宣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天在变，道亦在变，古往今来无时不在变；对依靠政治势力取得显赫地位的公羊学派给以猛烈抨击，坚决把人类历史独立于鬼神之外。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探求历史问题时，对社会经济关系十分重视。在《货殖列传》里，提到经济发展有它本身所遵循的路子，是行政命令不能勉强的。他认为，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总是受其经济地位左右，地位不一样， 道德观念就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虽不可能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高度，但对社会变化的原因，社会地位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

《史记》也有不足之处，如相信循环论，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①；在叙事上“甚多疏略，或有抵牾”②，同为一事，分在数篇，前后屡出，读起来使人有首尾难稽之感。但是，这只不过是白圭之玷，掩盖不了这一伟大史著的光辉。

汉代另一部史学名著是《汉书》。《汉书》也称《前汉书》，是东汉时期的班固，根据前人的成果，沿用《史记》的体例，并加以发展，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大都采用了前人的记载，但不是照抄原文，而是按他的原则加工整理，创造补充。我们把《史记》、《汉书》两书比较一下，便可看出，司马迁、班固确有很多相异之处， 在编纂体例上，班固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用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所组成。四个部分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形成统一的整体。章学诚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比《史记》记载得详细、全面，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等学科提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③ 《汉书·司马迁传赞》。

① 《史记·高祖本纪赞》。

② 《汉书·司马迁传赞》。

供了一些宝贵的记述。

班固的历史观点是非常矛盾的。他所生活的东汉时代，儒学占绝对统治， 而他又是受诏撰写《汉书》的，因而他是站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 为封建王朝服务，使《汉书》成为“追述功德，附会权宠”的“官史”。在

《汉书》的帝纪中，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在《史记》中入于“本纪”的项羽和入于“世家”的陈涉，在《汉书》中皆贬入“列传”；反抗暴政、同情人民的游侠人物，在《史记》里写得有声有色，到了《汉书》里，却判了死刑； 司马迁把史学从神学的迷离下解放出来，班固又给史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暗纱；同时，班固还信奉“五行循环论”和“天人感应”说，这都说明班固的历史观点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他在某些方面，也有十分进步的地方。贾谊、司马迁认为“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在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庙之祀，未当绝也”①。班固批评贾谊和司马迁二人的认识是“不通时变”，是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的。因此，他总结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是“遇其时”②，失败的人物是“不知时变”③； 从而提出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和进步的。除此之外，当班固写到一些政治人物时，也暴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黑暗现象。如在《佞幸传》、《外戚传》和《景十三王传》里， 指出了西汉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佚失道”。对于朝廷的昏瞆，统治阶级内部的荒淫混乱，也作了如实的揭发。在这些方面，《汉书》确乎继承了《史记》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班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读起来， 令人“亹亹而不厌”④，所以“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后世人们常以“班马”、“迁固”、“史汉”并称，从大的方面来看，班固仍不失为我国的伟大史学家，《汉书》也不失为史学杰作。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东汉末年荀悦所撰写的《汉纪》。《汉纪》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此书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仪”⑤。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把他作为探究政治方术、阐发君臣关系的典范。从史学观点来说，荀悦较班固为进步。在他写的《申鉴》卷三中，曾公然否定“天人感应”和卜筮的作用。《汉纪》在史书体裁的发展上，也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他以“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个“八字方针”，按年月把史实通通地排列起来，加以类比。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个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还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这个人的其他的事。这样做，就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的局限所造成的记载上的困难。给后世史学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两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在这期间，我国史学也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和“断代史”，把历史记载的范围， 从记载政治上极少数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展向记载社会各阶层的活动，甚至把社会的最下层也包括在内，并使历史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社会学。两汉史学

① 贾谊《过秦论》。

② 《汉书·窦、田、灌、韩传》。

③ 《汉书·窦、田、灌、韩传》。

④ 《后汉书·班固传》。

⑤ 《旧唐书·李大亮传》。

均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想从古往今来的史实中，找出其中的“相因之义”。他们虽然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有很多具体论断已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在《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 里，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中具有一些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

《史记》、《汉书》都是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它们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还没有出现第二本象《史记》这样规模巨大的史书。今天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批判继承这份有益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