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成就

中国考古学简史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对历史文明的注意和爱好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之一。远在春秋末期，孔子曾亲自到杞国、宋国，实地考察夏代商代的文物典章制度。战国时期的韩非，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也很重视文物古迹的调查，东汉时期，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解释盛极一时，随之出现了收集、研究古礼器的风气。西晋时期，有人盗掘战国时的魏王墓，出土大批竹简， 后来学者整理出《竹书纪年》等书。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了各地的古物和古迹。唐代《元和郡县志》也按郡、县区划记载了有关文物古迹。

我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是在北宋开始形成的。“金石学”主要研究铜礼器和石刻。当时，从皇帝到一般士大夫都喜欢收藏古铜器。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是第一部金石学著作，按时代画出铜器的器形，模写铭文， 下附释文，并记铜器的大小、容量、出土地点、收藏者，还对上述各项加以考证和说明。宋代的著名金石学家还有薛尚功、赵明诚等人，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某些方面吸收了他们的成果。本世纪我国翻译 Arch-aeology 这英文名词时，考虑到九百多年前吕大临用过的“考古”这个名词，因而译为“考古学”。

到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禁锢人民的反抗思想，一方面大兴文字狱， 另一方面提倡钻研古董。部分学者为了配合解释经义和整理史籍，重视金石学，著作众多，名家辈出，形成了乾嘉学派。晚清，金石学更为兴盛，研究对象不限于金石，研究方法也比较严谨。

清末、民国初的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罗、王利用新出土的甲骨、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作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有较大的贡献。

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兴起，学习了外国经验，把近代田野发掘技术与我国金石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并且造就了象李济、梁思永等一些世界知名学者。

解放前，全国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学者只有十几个人；系 统发掘过的地点只有十几处，资料比较零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者掠夺我国文物，破坏古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文化事业，考古工作阻力重重。尽管如此，象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无论在发掘规模或取得的丰富资料上，都是世界著名的。裴文中首先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和旧石器，长期的实际工作、杰出的学术成就使裴文中从年轻的地质工作者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王宫、藏有字甲骨的窖穴（即“档案库”）、王陵等。当时我国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在安阳多次考古发掘中培养出来的，所以有人称安阳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文化部没有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考古所，北京有新型的全国性历史博物馆。各省、市也组成了专业文物考古工作队伍，建立了博物馆。部分省也没有考古所。全国十来个综合大学历史学系与人类学系设有考古专业。国务院两次颁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各地经常有重要文物出土，外国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中国考古学已进入黄金时代。我国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对广大人民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充实和丰富了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