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史学

史学脱离了经学的羁绊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激烈变动的时期，地主豪强各霸一方， 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复杂，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局面长期得不到统一。困惑的统治阶级，在现实中找不到治乱的药石，因而就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时期，由于不断混战，军人跋扈，奸臣弄权，文人学者的地位和生命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到贬斥或杀戮。因此，有些文人学者，在仕途失意之际，退而从事史书的著作，以抒愤懑。这时纸已广泛应用，而字体也较前简易，特别是突破了汉儒经学的网罗之后，学术思想较前自由，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整个魏晋南北朝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四十多倍①。与《史记》、《汉书》并列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皆成书于这个时期。

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以总揽三国全局的观点和简洁的笔法，阐述了自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到公元 280 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叙事井然有条，成为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又一杰作。张华、刘勰等誉陈寿可与迁、固媲美。但《三国志》过于疏略，象号称“天下名巧”的马钧和被誉为“医圣”的张机，竟不予立传，所以《史通·人物篇》说他“网漏吞舟”，实为美中不足。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之作注和补，征引汉、魏、晋、南北各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以补陈寿书的不足。有了裴注，在正史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范晔撰的《后汉书》也是正史中的佳作。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较班固大为进步，在体例上也较《汉书》有所发展。范晔在纪传体的基础上， 又创立了《列女传》、《文苑传》。《列女传》记载了才行优异的妇女的事迹，把历史上的载笔扩展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方面，这是他眼界高于一般人之处。除此之外，还为“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 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因此，刘知几说“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①。

《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迷信和玄学牢牢禁锢人们思想的南朝，他敢于公然宣称“天下决无佛鬼”！确乎有过人的胆识。他的史学思想，除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外，还主张作史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因事就卷内发议论，以正一代得失”。

②所以他很重视史论，特别把他的史论独立成书，其中有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因

素的言论。但范晔的思想也有很多迷信色彩，如专门为“方士”立传就是明证。范晔未完成《后汉书》的写作就被杀害，遗稿为后人所编排，其中难免有与原著不符的地方。

梁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都

① 参看《汉书·艺文志》所录的《春秋》家 425 卷，《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的 18658 卷，三百多年的时间增加了四十倍。

① 《史通·书事篇》。

② 《宋书·范晔传》所传范晔在狱中与诸侄甥书。

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正史”。以上三个人的史学思想，与“前四史”的作者相比是大为逊色的。如被司马迁、范晔等人赶出史学大门之外的鬼神，却又被他们悄悄地请回到史学里来，这一方面给统治阶级在现实的苦闷中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另一方面企图以神的灵光来遮盖人民对苦难世界的认识，用“幻想的幸福”欺骗人民。所以，在当时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正统史学家，史学思想一般地说是比较落后的。他们思想虽然落后，但所撰史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如沈约的《宋书》，便收载了当时许多人的奏议、书札、文章等，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实况，其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他对于没立传的人，在别人传里涉及时，就顺便把那个人的事迹加以叙述。这种精巧的“带叙法”，给后世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再如《南齐书》，因作者萧子显生活于萧齐的王室贵族之家，对于当时官藏的历史资料有较便利的阅览条件， 所以《南齐书》中存留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如《祖冲之传》中，就记载了不容易多得的重要内容。魏收的《魏书》，也保存了不少原始而又比较完整的史料。特别是他新创的《官氏志》和《释老志》，有功于史学不小。《官氏志》记述了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释老志》详细叙述了支配当时社会的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与人民的矛盾和对政府的斗争等等，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文献。《魏书》里面虽有不少曲笔而被人称为“秽史”，但因为它作一个很好的资料仓库，所以还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