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历史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产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批判各种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流派的过程中，在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这是中国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强大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历史科学赖以产生并能得到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

值得中国历史学界永远纪念、并不断从中吸取教益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与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分不开的。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他不仅怀着极大热情在五四运动前后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而且最先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尤其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多。自 1920 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等高校开始开设“唯物史观研究”、

“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19—120 页。

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特别是于 1924 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我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在这些论著中，李大钊对以往的旧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①；他批评旧史观指导下的旧史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②只有新的唯物史观才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①。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他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指出历史“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而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发展的东西”， “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②同时，李大钊还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③对于后一点，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做了尤为深刻的阐发，他批评了那种以为史学只研究特殊史实而不能“综合全般的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的谬说，指出“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一）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这些论述，讲出了历史认识的特点，讲清了整个历史研究的任务和考证在这当中的地位，就在今天，仍对我们具有启发、指导的意义。那么，如何探寻历史发展的“理法”呢？李大钊热情地宣传了唯物史观，他指出，唯物史观“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①。同时，“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程的大势”②。“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③。同时，又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

① 《史观》，《李大钊选集》，第 289 页。

②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选集》，第 338 页。

① 《时》《李大钊选集》，第 488 页。

② 以上均见《史学要论》。

③ 《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选集》，第 484 页。

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 186 页。

② 同上书，第 193 页。

③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 186 页。

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④。还指出： “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⑤。李大钊还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①。“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②。“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③。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积极宣传，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在历史学发展的进程上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起点。正因为在一系列根本观点上和旧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李大钊力主对已往的全部历史要“重作”、“改作”，并在《史学要论》中提出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许多方法论问题。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巨匠，他是从明确的革命目的看待历史科学的价值的。他充满激情地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④。《史学要论》一书即是以这样的信念结尾的：“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①李大钊关于治史目的的论证是十分明确的，也是十分正确的。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上，有开创之功，他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他所指明的治史方向，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以李大钊的理论工作为起点，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都运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呼应着大革命时代的需要，写出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鼓舞工农运动的历史论著，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了 1927—1937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随之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的“围剿”相配合，文化战线上也出现了反革命“围剿”，

④ 同上书，第 187 页。

⑤ 同上书，第 189 页。111

① 《孔道西的历史观》，《守常文集》，第 75 页。

② 《孔道西的历史观》，《守常文集》，第 75 页。

③ 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1920 年 8 月 17 日《晨报》。

④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第 506 页。

①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第 508 页。113

但是，和在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刚刚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没有在“围剿”中被扼杀，而是在“围剿”中锻炼了自己，取得了发展。当时，中国思想理论战线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这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政治斗争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映，它不仅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近代历史的理解，更涉及对当前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前途的理解。与史学界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的时代；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三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分期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是有强烈政治性的，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对认识、改造中国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也关系到对由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近代中国的认识问题以及对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尽管在辩论中，有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出现，有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但其用心却是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否认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必然胜利的前途。面对这种挑战，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说明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各国历史一样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论证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已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有力地驳倒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从理论上、思想上武装了群众，这是反对文化“围剿”的胜利，也是对革命事业的推动。

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还是战斗在国内的吕振羽、李达、何干之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尤以郭沫若的成就最大。郭沫若是自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那稀世的才华，火一样的热情，使他时时合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的节拍，不断从大手笔端迸发出各种形式的作品，其深远影响就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一生著述如林，在诗歌、戏剧、小说、史学、考古、古文字学等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和国内的斗争相呼应，亦如他自己所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郭沫若开始了古史研究。自1928 至 1929 年两年中，他先后发表了《易经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金中的社会史观》等论文， 1930 年汇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以全新的内容和体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别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些工作确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竖起一座里程碑，对当时的史学界、理论界，乃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郭沫若的功绩足以证明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郭沫若身处异国，生活极其困苦，环境极其险恶，但在同志、朋友的帮助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相继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 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 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 年）、《金文丛考》（1932 年）、《卜辞通纂》（1933 年）、《古代铭刻汇考》（1933 年）和《殷契萃编》（1937 年）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上的价值已是公认的了，其意义正如范文澜所形容的：“郭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②在这一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立下不朽功绩的还有吕振羽。正是“三大论战”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吸引了正从事经济学著述和教学的吕振羽，他说：“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论争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其次，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此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①由于吕振羽早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有研究经济史的根底，所以他一旦转入研究历史，颇能游刃自如，多有创见。他首先奉献给读者的是 1934 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郭沫若一样，吕振羽写作此书的目的：

“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②吕振羽十分明确地将批判矛头对准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李季、陶希圣之流，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学术上说，吕振羽的工作带有拓荒性质，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翦伯赞在 1938 年曾这样评价过此书的成绩：“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

‘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④此书之后，吕振羽又不懈努力，1936 年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首倡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社会说，前者已为较多学者承认和发展，后者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为着夺取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一旧势力颇盛的阵地，剥掉陶希圣之流的学术伪装，1937 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它以战斗的风貌、一新耳目的内容，把几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流派，理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发展过程，此书曾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应该指出，吕振羽的这些工作，曾受到他的良师益友李达的帮助和支持。李达作为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不仅帮助、影响吕振羽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关心、支持吕振羽的历史研究工作，李达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所作的序文，即是这种战斗友情的历史佐证。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 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发展阶段。在这艰难而伟大的战争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这支队伍面对民族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运用手中犀利的史笔，不

②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 227 页。115

①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

② 同上。

③ 见《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4 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9 年新中国书店版。

仅深刻地说明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前天和昨天，而且科学地勾画出祖国美好的明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水平比以前草创阶段成熟多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涌现和一大批丰硕史学成果的收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等；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等；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第二卷等；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杜国庠、赵纪彬参加编写）等；胡绳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李平心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等⋯⋯这蔚为大观的历史科学著述，说明“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①的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的诞生，到它的发展，都是适应着中国革命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具体地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史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这些科学著作证明了，中国的历史决不是一个个王朝兴衰更替的简单重复，而是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一样，按照不同社会形态，有规律、有特点地由低级向高级循序演进，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发展阶段。同时，科学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天命”决定的，不是帝王将相意志决定的，而是依靠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的；于是，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恢复了自己在历史上应享的地位，从秦皇、汉武到康熙、光绪对于历史的作用得到了正确评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所积累的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批判地继承。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科学取得了新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大大加强，从中央到地方，以及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历史、考古等研究机构，数以万计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机构中进行着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大批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相继出版，各种历史刊物相继创办，并且标点校勘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型著名史籍，汇编了一大批历史资料丛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套资料丛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曾经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界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于唯物史观准确理解的程度和具体运用的能力。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

中国历史科学的胜利发展又一次证明，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才能避免将唯物史观变成僵死的教条，才能不断清除唯心史观的影响，从而把历史科学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