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处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关于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结合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成长过程中，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的。曾经有过一种情形。在旧中国，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些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进步史学工作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有时选择一定的历史事件或一定的历史人物， 采取“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的手法，影射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显然， 这种作法带着脱离历史实际的倾向，毕竟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态度和作法。如同这些同志后来自己总结过的：“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这就“因‘借古说今’ 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①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今天看来，这种作法的出现，从主观愿望上说，只是由于幼稚地简单地理解了当时提出的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从客观条件上说，也是由于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限制了言论自由的缘故，所以不能苛求前人。但是，由于这种作法离开了科学性，也就必然地削弱了革命性。它不仅会给资产阶级学者所谓历史可以随意雕琢并无规律可循的错误观点留下可钻的空子，而且，既然不科学， 那就不仅曲解了历史，造成了对历史问题理解的混乱，从根本上说，还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这就影响了无产阶级和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 页。

革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影响了现实的革命斗争。因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这种作法被合理地摒弃了。

还有一种情形。在批判种种地主、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时，一部分同志对这种批判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理解，曾发生过一些偏差，尤其在建国之后的某些时期，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这种偏差一度十分严重地干扰了历史科学的发展。例如：批判以往旧的史学体系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树碑立传， 这是正确的；但是，为着突出“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在评论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时，用满腔的义愤代替了冷静的分析，采取了一概打倒或一律颂扬的作法，却是不科学的。再如：打破剥削阶级史学的旧体系，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研究和编写全部历史，是完全必要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简单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作法，切断了事物的彼此联系，割裂了历史的发展过程，用主观臆断去曲解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至多在“纪年”一类细微末节上做一点形式主义的文章，却是不足取的。再如：批判“史料即史学”、“史学无所偏党”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强调历史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原则，强调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涂写进古代社会的历史中去，把今人的思想硬填进古人的躯壳，不是从详尽的史料中引出科学结论，而是随心所欲、各取所需地玩弄史料，不尊重史实，甚至歪曲史实，这样生造出的“经验”、“规律”，不过是“六经注我”的翻版，当然无科学价值可言。再如：重视史学领域里的严重斗争， 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影响，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干扰，一些文章不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以理服人，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无限上纲，以势压人，以棍打人，搞得是非混淆，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 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教训是沉重的。这些事例中所包含的经验教训，推进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我们庆幸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装饰或教条，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任何割裂了革命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的作法实质上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研究引向唯心主义歧途，没有脱离科学性的革命性，也没有脱离革命性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必备条件。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