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的翻案问题

树立起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在具体评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时，就有一个对以往剥削阶级给历史人物所定旧案加以重新审定的问题，也有一个不断改正我们给某些历史人物所定错案的问题，通常说，这就是为历史人物

① 《清史稿》，卷四八一，洪秀全传。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22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28 页。

翻案。

为历史人物翻案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历史人物的历史面目被歪曲、历史地位被颠倒，首先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造成的。例如劳动人民的起义领袖，尽管他们在领导起义斗争、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剥削阶级史家的笔下，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都给定上了“杀人放火”、“犯上作乱”的错案。这个案当然是要翻的。但是，剥削阶级的偏见不仅影响着对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代表人物的评价，也影响着对于某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例如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这些在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人物，就被某些封建史家作了根本颠倒的评价，这也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翻掉历史的旧案。

还应看到，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产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唯物史观的掌握还很不熟练，某些历史史实尚未揭开⋯⋯这都会造成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发生根本性的错误，因而还需要重新研究，还有翻案文章要做。例如前几年发表的一些史学论文，对某些农民起义领袖、封建官吏、以及党史上的某些著名人物，都曾作过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评价，现在，已经把这些错案逐步翻过来了。所以，对于造成历史人物评价上的错案的原因，要具体分析。但是，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一经发现，就应推倒旧案，重新评价。历史科学总是逐步发展的，为历史人物翻案是其中的一项严肃、科学的研究工作。

要做好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识别错案，敢于翻案，并能达到拨乱反正、立案准确的要求。在这方面，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镇压黄巾起义，夺取过黄巾起义的果实，应该给以历史的分析；但他扫除军阀腐朽势力的混战，统一北方，劝农桑，设屯田，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工具，数年之间，改变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中原”的惨景，并倡导了文学艺术上的繁荣，这都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巨大贡献。可是，在封建文人的笔下，曹操不过是一个“乱世之奸雄”。加上戏曲的渲染，曹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坏蛋”。曹操之所以被抵毁，是以封建正统思想为依据的。这个旧案应该翻。毛泽东、鲁迅都为曹操讲过话。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专门为曹操写了翻案文章。经过热烈的讨论，曹操在历史上应享的地位不仅被恢复了，而且，扫除了以往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正统思想，带来很好的社会影响。

为历史人物翻案，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一切历史人物翻案，不能带上主观随意性，不能故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笔。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分寸问题、解释问题，大家虽然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翻案可言。例如对洪秀全、杨秀清，虽然目前大家的看法有较大距离，但并没有在评价问题上有根本错误需要纠正，因而不存在根本翻案问题。再如李世民、朱元璋等封建帝王，在历史上的作为一般都是肯定的，但如何分析和估计这些作为，尚有不同意见，这需要讨论，不过也不是根本翻案问题。所以，为历史人物翻案， 不能随意套到一切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去。有的同志，不是从唯物史观出发， 而是故意标新立异，随意为历史人物翻案，这是值得商讨的。例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为左宗棠和洋务派人物、维新派人物等所作的翻案文章，就值得分析。左宗棠是有案可翻的。左宗棠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者欺侮的

时刻，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抵御外侮，力主自强图存，是为中华民族的正义斗争立下功绩的。仅只看到他曾镇压农民起义，而将其完全列入历史罪人行列，是一个错案，应该重新评价。至于洋务派人物，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目的在于要解决“心腹之患”，有的目的在于“制西人以自强”， 有的面对外国侵略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精神，有的以后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由于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为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历史作用作根本的翻案，就很值得商榷。他们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农民起义，在洋务运动中实行投降卖国路线，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果为他们翻案，美化这些人，那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颠倒， 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到维新改良派的康有为、粱启超、谭嗣同等人， 过去对于他们在维新变法中的历史地位，一般都是基本肯定的，虽有批评， 主要是讲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现在，有的同志认为，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在强调革命斗争的同时，贬斥了改良派，不够妥当。这可以研究，力求评价得更科学。但这里并无根本翻案问题，因为，把康梁等人作用过高夸大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考虑为历史人物翻案时，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反面历史人物的问题。某些反面历史人物，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过去评价时缺乏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现在应该重新评价，克服片面的不科学的地方，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全貌，但这不是根本评价上的翻案，因为作为反面人物这个基本面是无案可翻的。例如近现代史上的胡适，过去对他一概否定， 有失之简单之处，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当然是反科学的，但他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的一些成绩是应予肯定的，重评胡适，要讲这些成绩。但这不是翻案， 因为根据胡适一生的言行，概括地把他看作是近现代政治思想界的反面人物这个基本点没有错。再如韦昌辉，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无法更改的。当时，不仅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称其为“叛爷”，斥之为“臭虫”，就连地主阶级文人都说他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记述了他从参加太平军前到参加太平军后的奸诈为人。对于这种人，在写太平天国史时，亦应如实反映他在前期的积极活动，给以适当肯定，但这里同样不存在翻案问题，因为评定韦昌辉为反面人物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有的同志对历史人物缺乏具体分析，没有充分根据就搬用“功大于过”的公式为一些有过无功或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翻案，看来是不够郑重的。

为历史人物翻案有强烈的政治性，有明显的社会影响，对此，史学工作者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为劳动人民领袖、为对历史作出贡献的人物翻案，效果都是很好的，伸张了历史正义，鼓舞了人民斗志，宣传了历史前进的规律性。可是，站在错误立场上，为反面人物翻案，其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例如， 抗日战争时期，既有人为宋代投降派秦桧翻案，又有人为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琦善翻案。蒋廷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公然认为琦善签订卖国的《穿鼻条约》“是下了一番知彼知己的工夫”，比“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林则徐好。这种为实际无案可翻的历史罪人翻案，说穿了，就是为所谓“曲线救国”的卖国路线制造“历史根据”，社会效果当然是极坏的。不过，它告诉我们，为历史人物翻案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着的，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今天，我们已经为许多著名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翻了案，发扬光大了祖国历史上的光明面，使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历史借鉴。今后， 随着历史人物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多的优秀历史人物还将在翻案中恢复

其真正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