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条道路是平坦易行、没有任何曲折的。近现代史学史表明，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存在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只有不断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克服唯心史观的影响，善于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才能逐步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人们普遍承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情况下，却存在着种种唯心史观的倾向，乍看起来，这是难于理解的，但是，联系到各种形式的唯心史观的影响，联系到我们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状况的影响，加上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理解上的局限和运用上的偏差，某些唯心史观研究倾向的存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因此，经常发现这些错误倾向，不断从方法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是提高运用唯物史观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结合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实际，特别是结合建国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实

际，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必要的。

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立足点是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求我们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去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经验表明，历史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倾向正是和这种基本要求相违背的。那种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滋生的不正常的“风派”学风自不待言。“风派” 学风不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不以探求历史规律为目标，它把“古为今用” 的口号曲解为替某些人的“意图”和左倾政策的“需要”拼凑“历史根据”， 它的极端发展就是那种不惜让古人穿上现代的服装，学着现代人的腔调，从事现代的斗争，扮演现代的角色的影射史学。影射史学集中暴露了不从事实出发，而以主观臆断为准的史学研究的唯心史观本质。这种学风已经受到史学界的鞭挞和唾弃。在总结三十年来史学战线上的经验教训时，对于那种“政治论证”的唯心史观倾向，也需要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政治论证”的方法是传统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把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动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源。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因为这种认识方法有较大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不止一次地揭露过它的根本错误。可是，在建国后的某些时期，这种错误的认识方法却以新的形式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它主要表现为，离开历史的具体的经济条件， 仅仅从路线、政策、阶级斗争、劳动人民起义以及社会革命等等方面去论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从形式上看，这种论证方法似乎贯彻了阶级分析，重视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突出了劳动人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宣传了暴力革命对于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论证是在脱离历史上具体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是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矛盾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因而它总是从自己所标榜的唯物史观滑向唯心史观。例如，在研究春秋战国年间政治制度方面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化时，许多史著往往从法家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所实行的变法，秦始皇的作为以及劳动

群众的斗争和愿望去寻求其中的原因，至于决定这一切的经济原因，却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种从政治、思想诸方面去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论证方法， 显然不能正确说明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化的历史规律性。因为，作为上层建筑，无论是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产生的，又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消灭的，它们被历史地合理肯定与被历史地合理否定，最终的根据在于经济发展状况之中；尽管它们的运动变化的在个人的、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实现的，但是，这些个人的、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不过是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因此，不去详尽地研究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揭露政治、法律、意识据以存在的物质根源，而采取“政治论证”的方法，只能在唯心史观的圈子里打转转。同样的情况，在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均有反映，直接影响了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必须批判各种唯心史观的研究倾向，尤其是要批判“政治论证”的研究方法，揭露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毫无共同之处，实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

提出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又是针对史学领域里的教条主义而来的，史学领域里教条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完全背离了从史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这种倾向最初是由于幼稚地、简单地理解唯物史观而发生的，以后， 随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日趋发展，直至被搞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坏的学风，危害十分严重。它使一些同志在研究问题时，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先占有大量的材料，不是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所包含的具体矛盾，而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随意剪裁甚至曲解史料，为自己所要论证的观点填补例证。在这些同志看来，最有力的论据不是在史实之中，最科学的结论不是来自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而是一切都应以本本为转移，以引证权威的片言只语为满足，根本取消了生动活泼的独立思考和史学研究的唯物论基础。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有些同志在研究农民战争问题时，往往不是从一个时代的既定的经济状况、阶级力量对比出发，引用大量的综合的资料，作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分析，而是抽取一两件个别的、片断的材料，回避或歪曲其他一些材料，简单地套用某种流行的公式， 例如先说阶级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农民起义终于爆发；继之则就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说明它的反封建性质；最后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解释农民起义必然失败，并论及农民起义或多或少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教条主义的“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农民斗争史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公式，乍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能具体解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包含的具体特点。对此，恩格斯有过严肃批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必然是主观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针对这种倾向，我们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也就是说，要把唯物史观理论和客观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对具体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从中抽象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规律来。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通过历史的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史学史告诉我们，

① 《致保·恩格特》（1890 年 6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10 页。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能依靠其他的思想武器，只有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它才能指引我们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历史的规律性来。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和具体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带来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