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无产阶级史德

做人要讲品德，治史要讲史德。重视史德，在祖国的史学史上有很好的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这个传统。

无产阶级史德首先要求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端正治史的目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消遣，更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历史科学工作者诚然有能力大小、水平高低之分， 但是，如果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那就很难具备无产阶级史德， 其“研究”工作就会走向邪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 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①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其实，史更如其人。在封建时代，那种专门“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或史家，从来都是把写史作为向最高统治者和豪门贵族换取名誉地位的手段。这种卑劣的史德，使他们在编修史著时，“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曲笔阿时”，“谀言媚王”②，留给后人的不过是秽史、伪录。相反，我们也看到，有些对劳动人民表示一定同情， 政治上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并且不谋个人私利而以其本阶级长远利益为重的史官或史家，把写史看作是一种持大义、别善恶，为本阶级提供镜鉴的神圣事业，因而敢于面对史实，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结果为我们留下了“书法不隐”、“务在审实”的“信史”，并在其间闪烁着进步思想的光辉。一反一正说明史德的高下直接关系到治史的成败，这些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回过头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只有那些尊重史实，崇信科学，德才兼备的史家，才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那种以政治风向为准，把史学作为敲门砖，专事“曲笔阿时”的丑行，即是史德的败坏，也是史学的末路。所以，一个正直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史德的修养，应该把研究历史看成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为着这个事业宁可花尽毕生的努力，宁可迎接任何牺牲，而绝无任何自私自利之心。具有这种无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史德》。

② 刘知几：《史通》卷七，《曲笔》。

产阶级史德，才有可能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获得经得起检验的科学成就。 树立无产阶级史德，相当重要的是要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中国的

史家，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这一条。《左传》上记载的齐国史官的故事早已为治史者传诵。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①这种忠于史官职守，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表现了高尚的史德，深受后世称赞，为历代优秀史家所继承。司马迁的《史记》就发扬了这个传统。《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不仅敢于直书下层人民群众的某些历史活动，而且敢于直书统治者的虐民暴政，秦始皇、二世胡亥就受到无情揭露，即便是“今上”汉武帝， 也讥其“所短为多”，特别在《封禅书》、《平准书》和《酷吏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中。对汉武帝的愚昧荒唐，好大喜功，穷奢极欲， 横征暴敛，都敢于“直笔无隐”②。这种彰善瘅恶、书法不隐的优良史德，依然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今天我们写史，同样应当不循私情，不因爱而溢其美，不因憎而增其恶。尤其不能趋炎附势，看风写史，随意编造历史。

这里，还有一个正确处理写史与现实政治、现行政策的关系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政治，尽管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科学的政治、实事求是的政治，它不同于剥削阶级的阴谋和权术。从这一点看，秉笔直书和无产阶级统治应当是一致的。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 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①讳避史实，是对真正的现实的无产阶级政治的破坏。史学不应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从正确意义上说，这首先意味着史学应该是科学的，应该尊重事实，不然，它倒真的会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滑向资产阶级政治了。所以，在所谓“为政治服务”的借口下，鼓吹可以曲笔杜撰，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无产阶级史德，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