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五代两宋史学

巨型史著的撰修与相因之义的探寻

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开始，我国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五代十国动乱不安，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但是，当时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却也十分注重史学，象走马灯似的梁、唐、晋、汉、周，竟然都曾设有史馆，撰修国史。

后晋时期，刘朐曾“爰集馆寮，博稽载典”，撰成了长达二百卷的《唐书》。①《四库提要》说：“旧书于穆宗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 列传叙述详明，赡而稳，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语多支蔓， 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但载庞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宋人遂另撰一书，称为《新唐书》。

公元 960 年，北宋王朝建立，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 又是一次转变，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的专制政权，地主阶级的官僚们，也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保持和巩固与自己有利的这种官僚政治。所以，宋初的统治者，为了丰富他们的统治经验，对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使史学在宋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由于印刷术的普遍采用，书籍流传渐渐广泛，以前见不到的书，到这时大概都比较容易地看到了，人们的知识领域也随之较前扩大。这些，不仅增进了著述上的便利，也增强了著述者的愿望。因此，到了宋代，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纪传体”正史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新唐书》；“编年体”史书中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的《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袁枢新创的《通鉴纪事本末》。除以上三体史书之外，还有郑樵撰写的规模庞大的《通志》和徐天麟撰写的《东西汉会要》、王溥的《唐五代会要》等政书，以及李■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王钦若的《册府元龟》等类书。属于古史方面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外交史方面，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金石学方面， 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