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法四例”介绍

春秋时期，孔丘在整理六经的过程中，已经遇到校勘的问题，但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是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开始的，唐、宋时也有多人从事过这项工作，并取得不少成绩，清代初期，由于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的思想遭到禁锢，一部分学者便把精力集中到钻研书本上来。乾、嘉之际，考据学大为兴盛，范围也从经学的训诂扩大到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的考证，为古籍的校勘做出了很大贡献。

关于他们具体进行校勘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中已归纳为四种，但所述不十分清晰，且有值得讨论之处。近人陈垣校补《元典章》，并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其中提出的《校法四例》， 甚为精到，现节录出来供参考。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 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 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所举四种校法中，第一、第二是以本书之不同版本或从本书内部进行校勘， 故有人称之为“内校法”或“内考证”；第三种是以本书外的记载作为依据来进行校勘的，有人就称之为“外校法”或“外考证”；至于第四种，则是在以上三种方法均不能判明正误时，便根据本书上下文及当时史实的各种例证来进行考核，以求得可信材料的一种方法，因此，它是结合内校、外校为一体的校勘法。

前人的校勘方法归结起来就那么几种，看上去似乎简单，但实际应用起来却并不容易。钱玄同曾说过：“明异同，辩是非，此考据学之能事也。” 明异同并不难，难的是后者，所以陈垣提的是：“此法须通识为之。”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要搞好理校，首先得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文风，这就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其次，必须透熟本书，从书中较完整的段落以推知此书著述的体例，还得从书内使用的文词、句法、语气等捉摸出作者行文的规律， 如果作者有其他著作的，还可以得到点滴启示，如果仅此一书，就势必只能

从这残页断简里去寻觅了。此外，数术历算、天文地理的知识都得具备一些， 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以郦道元《水经注》为例，原本《经》、《注》混淆不清，不可卒读，多年来，清人戴东原反复玩味原书，终于探索出区别《经》、

《注》的三条公例，即：“一、《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

《注》则详及所纳群水，更端屡举。二、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

《注》则年代既更，旧县或湮或转，故常称末故城。三、《经》例云‘过’，

《注》例云‘迳’。”（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由是校正了原书， 为后人提供了莫大方便。

在史料的鉴别与考订方面，清代学者的贡献是巨大的。通过他们的努力， 许多错乱不堪的古书基本能读了，许多不易弄懂的古籍也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揭露出大批伪书，批判了许多伪史。但是，他们的工作往往局限于考据，认为“考据之外无学问”，这样，他们便把考据学孤立于历史研究之外，把理论思维开始的地方当做学术研究的终点，其结果必然是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这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