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复杂性克服片面性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既不是以纯粹状态存在的，也不是以孤立状态存在的。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形式构成的人类社会形态也是这样。前面讲过，在我们观察历史上的某种具体的经济基础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产关系，而是在一种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或者保留着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产生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残余曾长期存在；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残余也曾依然存在；至于在近现代殖民地国家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封建制生产关系残余相结合，甚至和奴隶制生产关系残余相结合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面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既要善于认识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怎样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基本特征和性质，以及怎样规定、影响着其他次要生产关系的形态和特点；又要善于认识由于经济基础的这种复杂构成状况，怎样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特殊构成形式，以及怎样制约着上层建筑的特殊运动形式。并且，通过对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具体分析，概括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矛盾运动的形式，科学解释具体的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具体规律性。

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历史传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这些承继下来的条件和传统，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里是很不相同的，它们虽然总是被现实所改造，但它们又必然地影响着现实，影响着现实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形式，给特定的社会形态打上特定的历史传统的印记。谁都明白，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能作为动力，推动着历史前进；也可能作为惰力，阻碍着历史前进，这就需要研究和分析。今天，我们正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我们既需要发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光荣传统，又需要清除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因袭的重担”（鲁迅语）。例如在两千多年间日积月累的封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2—253 页。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21 页。

专制主义传统，不仅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一个原因，而且其残余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科学说明封建专制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对于清除封建思想残余，实现无产阶级的现实政治任务，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不仅科学研究本身需要注意历史传统的影响，不然不能正确说明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且，作为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注意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还常常表现在外部条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有的是经过文化传播、交通往来实现的，有的是经过民族间的斗争、国家间的斗争实现的。影响有轻有重，轻则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形式上打上外部条件的烙印，重则改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进程，不管轻重，我们在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必须正确认识外部条件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这类史实是经常可见的，如果不考虑异族入侵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说明中国历史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各民族是在互相影响中发展的，孤立存在的现象十分罕见，尤其在近现代，世界已经连成一片，取他民族之长，为我民族所用，已成为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历史时，寻找外部条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变化予以影响的规律性，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如何辩证地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和矛盾运动规律，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晚年曾多次向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手作过解释，至今仍使我们倍觉亲切和深刻：“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6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