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历史研究数量法的广泛运用，其意义和作用十分明显，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肯定。波兰历史学家毕卡尔契克认为历史数量研究法不仅能够提供新的科学的史实，而且还能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法国史学家索波尔强调在社会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的必要性。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普尔什建议，专门的数量史学学科应加强对历史数量研究法应用的研究。有的苏联历史学家如米罗诺夫和斯季潘诺夫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使用数量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意义，决不是仅仅限于帮助史学家进行计算工作，加强他们的研究速度，或者更简洁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它还影响到史学家对问题的看法、所用史料的性质、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资料分析的内容，以及检验研究者的结论等史学研究的一系列过程。而其主要目的和意义则在于帮助史学家精确、清楚地提出问题，并且不仅从质的规定性上， 也从量的规定性上去解决问题，从而有助于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和令人信服， 有助于在通常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揭示历史发展的依赖关系及其规律。美国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来阐明数量史学的优越性的：计量法第一个优越性是，它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手段，对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结论可以进行准确客观的证实。历史学家常常喜欢用这样一些词，如“典型性”、“代表性”、“意义深远”、“影响极大”、“越来越多”等。他们往往凭印象或推论下结论，但是错误往往由此而产生。计量法就可以避免从印象出发下结论。威廉·埃迪洛特在《历史学中的计量法》中指出，“用少数几个例子论证一个观点，尽管这是一种很有力的修辞手段，但从逻辑上来说是不通的。⋯⋯如果引用少数几个例子作为一个论点的论据的话，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证实。”①计量法就可以避免“抽样法”的缺陷，可以使论据更具说服力。第二个优越性是，计量法不但使历史学更科学、更客观，而且也是当代历史学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计量历史学家认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也是有限的，一般的印象极不可靠，手工操作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计量历史学不仅仅是通过电脑对历史数据进行处理，而且还由于这一手段使历史学家对所谓“潜在事件”的调查研究有了可能。所谓“潜在史”就是指历史上某一阶段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或者不太注意的，也不是为之奋斗的事情。第三个优越性是，计量法本身就是一种说理形式，它用数据来说理。数学是演绎推理的巨大宝库，而计量正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总之，他们

① 《美国历史评论》，1966 年 4 月号。

认为由于计量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用准确的数据解释历史，从而揭开了历史研究的新的一页。

但是，同样也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历史数量研究法，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和问题。在国外，看到数量史学存在的问题，甚至对此法持否定态度者也颇有人在。

首先，认为计量技术在历史学中行不通，即使有用，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历史资料是非常复杂的，而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也有种种限制。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是，历史资料的来源往往是前后矛盾，或根本不可靠。由于人们主观上的限制，他们对复杂的历史资料的记录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往往发生差错。而历史资料的分类又是个复杂问题。这样，无论计算技术怎样高明，也无法克服原始资料中的错误和不精确， 计量的结果必然是不可靠的。“输入的是垃圾，出来的仍是垃圾。”这是电子计算机的一个致命弱点。

其次，要使计量分析出的成果有用，有说服力，必须引用大量数据。但是，历史数据总是有限的，历史越久远，数据越少，可靠的数据更加稀少。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探讨重大问题时，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事实本身， 而且还有从这些事实中推断出何种普遍性结论的问题。统计分析出的同样结果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解释，或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步统计表只是论据的一种方便的处理方式，只表明几个变数之间的关系或部分关系，但是，发现这些关系，并借此说明更大范围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却不是用这些数字所能解决的。

第四，统计出来的资料也只是一堆干巴巴的死材料，根本无法解释历史的全貌，也不能激发历史学家的想象力。计量分析成果即使可信，充其量也不过是鸡毛蒜皮、无足轻重、使人乏味的琐事。法国史学家巴斯蒂说：“这种历史学使广大读者扫兴，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爱好和愿望”，造成了普通读者与先进史学家之间的难以弥补的鸿沟。

所以，一些史学家反对有的学者的“今后的史学无非是计算机程序的编排者”，“数量化是阐明客观的社会规律的主要途径”的有关说法，认为这是过高地、不恰当地估价了数量史学的作用。事实上，有的学者使用历史数量研究法研究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时，竟然得出过“一个南方奴隶的生活要比一个北方工人的生活好”这样荒谬的结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数量史学不是完美无缺的。

苏联学者叶·米·茹可夫在 1979 年发表的《社会学规律和历史规律》一文中，谈到数量史学时指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企图用一种普遍数学化的方法（历史计量法就是它的表现），赋予一切历史研究以客观的性质， 从而使资产阶级史学摆脱主观主义的困境。把数量分析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研究过去，总的说来带有进步的性质。但是，形成为“历史计量”热，把它绝对化，这样就害多益少。无论如何，数学的方法总不能代替其它形式的研究方法。历史科学必须深入到它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本质中去，它是不能脱离理论和概括而存在的。苏联数量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就曾指出，历史数量研究法要取得成就，有赖于历史学家所依据的历史认识理论和方法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才能保证历史数量研究法在历史研究中最客观最有效地运用，否则不易取得重大积极的成果，相反有可能陷入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