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巨大发展

以上粗略举出的是几种代表作，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代史学的发展， 是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

《通鉴纪事本末》，都是我国史学史上的奇葩。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①。司马光虽不以文人自居，但《资治通鉴》的文字仍然卓绝一时，传诵千古。请看《资治通鉴》对“赤壁之战” 和“淝水之战”两大战役的描写，真使我们恍如置身战场，来观两军的周旋， 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令人不忍释手，读罢之后，脑子里许久不忘。

① 文征明：《重刊唐书序》。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体通史。可供史学工作者毕生专攻。

郑樵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南宋，以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写出了长达三百卷的富有创造性的《通志》，光凭这点，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在编纂史书上，郑樵主张“会通”，既要师法古人，继承前人成就，又要“别识心裁”②，革新创造，他的史著“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因而被誉为我国继刘知几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的史论家和史著实践家。

袁枢为我国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正史“纪传体”是以人为主，“编年体”是以年月为纲，都不容易看出一件事情的原委来。“纪事本末体”却以事为主。这种体裁，可以“因事命篇，不拘常格”，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①，确是我国史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史学的见解上，宋代的史学家们，仿佛看出了寻求历史规律的问题。如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著作，力求寻找历代“治乱兴衰之原”；郑樵对《通志》的著作，提出了要明了“相因之义”，初步看到了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另外，宋代史学家们，非常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目的就在于“资治”；朱熹作《通鉴纲目》和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记》和《新唐书》，均提出“春秋笔法”，目的都是为了“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