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典制通史的诞生

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社会危机十分严重，一些有识之士，为寻求拯救危亡的良策，纷纷投入史学的探索之中，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一股以现实社会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潮。卷入这个思潮的不仅有史学家，而且有政治家、经济家、文学家。他们有的主张阐发义

③ 《史通·自叙》。

④ 《新唐书·刘子玄传》。

理，褒贬人物，由“治心以治世”；有的主张从历史沿革方面总结历史，以达到“施诸有政”的目的。在这种蓬勃的史学思潮激荡下，我国又一部新型的史学巨制——《通典》诞生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巨著， 它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

《通典》作者杜佑（735—812 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的腐朽与衰落，加上他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长期从事政治、经济等工作，对唐王朝的弊政有较清楚的认识。他撰写《通典》的目的，是希望唐王朝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对现行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通典》一书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个门类，每门又分若干子目。例如食货就包括田制、乡党、赋税、钱币、漕运等十八个子目。《通典》把食货摆在首位，在食货中又把田制列为第一，这不仅说明杜佑对社会经济结构有较深刻的分析、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政治措施，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力量之上。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罕言利”的传统，是《通典》的精华所在。

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上古中华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①因此，他反对“非今是古”。基于这种进化史观，他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 重难改作”。②在人神关系问题上，杜佑的态度比较明朗，是注重人事的。他以“安史之乱”为例，强调了人的作用，阐述了人的活动造成了某种“形势”， 同样也可以改变这种“形势”。在解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时，杜佑认为人民是主体，而皇帝官僚是从属的，“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③。以上这些观点，都是进步的，难得的。

由于杜佑学识渊博，长期从政，尤其理财经验丰富，所以《通典》能博采经史，精通时论，保存了大量的宝贵史料。例如“礼乐门”，即长达一百卷，是唐以前礼乐制度的集大成。“边防门”，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及邻国的情况，也是很珍贵的。另外，《通典》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书籍的片段和文章、表疏、奏章等。仅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就有九百条是从《通典》一书辑出的。在《通典》注中，还保留了不少古字古义，这对训诂学、考古学都有参考价值。

但是，《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其中“兵门”就只记载兵法，关于历代兵制沿革却脱而不载。尽管如此，《通典》仍然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专著之一，我国史书中的所谓“十通”，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写出的。

“二王八司马”革新是唐代最后一次自我挽救的尝试，失败之后，改革之风渐息，士人沉沦，腐败堕落之风弥漫，一些史家于是更多地从伦理上考虑问题，因而力求“治心治世”的史学成为晚唐史学的主流，并被视为史学的“正宗”，一代代地流传着。

总起来说，唐代尚属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 史家多艳称“汉唐盛世”，我们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唐两代史学，

① 《通典》一八五卷。

② 《通典》四十卷、三十一卷。

③ 《通典》一一七卷。

对于那个“盛世”的雅号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