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近代史学

经世史学再兴起与近代史学的确立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一天天地衰落。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反而一天天地发达起来，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掠夺。落后腐朽的“皇清大帝国”也就自然成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对象。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战败。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涌进了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给中国带上了重重枷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朝统治者被西方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再屈膝投降， 出卖中国的大好河山。因此，激起了国内各族爱国志士的愤懑，力谋变法图强；广大劳动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英勇反抗，血战长达百年之久。

我国古代的史学，历来是为社会时势、政治、经济服务的。在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之际，史学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后，我国史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家，有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以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先谈谈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史学。

龚、魏二人，均受业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皆慷慨激励， 其志业才气⋯⋯凌轹一时”①。二人亲如兄弟，情同骨肉，均极力提倡今文经学，力谋“更法”、“改图”②，而又都雅重史学。龚侧重于史论，魏则理论与撰著史籍并重，一时“龚魏”并称。

鸦片战争前后，学者尚承乾嘉之风，大都埋头于古书堆里，斤斤于名物训诂，远远脱离现实，为学术而学术。以龚、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 对这种学风，十分不满，先后提出了“三世相承”③和“气运再造”的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力求史学能“经世致用”。

龚自珍在他所写的《古史钩沉》、《尊史》等文中，极力阐明史学与民族兴亡的密切关系。他以周代历史为例，认为“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 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大声疾呼，力求把当时的学者从旧书堆里拉出来，研治“经世致用”的史学。他又倡“善入”与“善出”之说，曾说“不善入者，非实录”，“不善出者，必无至情高论”。什么是善入？善入是要求史家熟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士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其家事则可谓善入矣。”否则，写出来的就不是“实录”。什么是善出？ 善出是指对于上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其相互联系，史家要把它明白地表现出来，使人如观剧一样心领神会。否则，写出的史书就没有“至情高论”。与这两个要求不合的史书，就是“余呓”、“余喘”、白日说梦。他还说，

① 《魏源年谱》第 22 页。

② 龚自珍：《著议第七》、《古史钩沉》四。

③ 魏源：《老子本义》。

记载史实必须与治乱兴衰之“道”结合起来，“入则道，出则史，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这样的史书才是真正的史学著作，这样的史家才是独具特色的“史之别子”。

龚自珍的史学见解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张维屏说：“士大夫诵史鉴， 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①。梁启超说：“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有功焉”。说他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②！感人之深，可以想见。

魏源对史学注意的也很早。在他年轻时所写的《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中， 就大力宣扬过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以倡言社会进化。此外，在他写的《老子本义》一书中，又对“三世”说加以发展，于治平、升平、太平三世之外， 另立太古、中古、末世说。以先秦的历史发展为例，大致尧舜之世，相当于太古，夏、商、周三代相当于中古，春秋战国属于末世。“迨汉‘气运再造’ 民脱水火而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③。魏源说：“天道若循环，物极必反， 不及百年，向之畴重于北者，终复尽归江南，乘除胜负，岂非理之固然哉”④。

鸦片战争后，国事日非。魏源认为清王朝已到衰乱的“末世”，如不改革时弊，奋发图强，是很危险的。在这大前提下，他写了《圣武记》，企图激励人心，以期回复到象清初那样的盛世里去。他用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 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西方船坚炮利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①所以他在《圣武记》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希望把“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以彼之长技，御彼之长技”。②这就是他倡导的“以夷制夷”的战略计划之一。

1840—1842 年，魏源写成了名噪一时的《海国图志》一书，认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技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艺术、宗教、货币、历法等等，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名著，书中提出了很多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积极主张。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日益激烈发展着，真有“山雨欲来”之势。整个社会，面临着象元代末年一样的“鱼烂河溃”的“末世”局面，摆在魏源面前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师夷”，而是抢救封建政权。因此，他又撰写了《元史新编》，企图以元亡之鉴，告诫清廷统治者。③

龚、魏二人的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起了很好的影响，在国内为康、梁变法埋伏下了“先机”；在国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如张穆、何秋涛、洪钧、屠寄等人，应时势的需要， 开始了边疆史地的研究，并进而研治蒙古全史。由于以上各家的共同努力， 使我国史学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① 张维屏：《龚自珍文集·序》。

② 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③ 《魏源集》，第 257—258 页。

④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第 16 页。369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起》下，第 200 页。

② 魏源：《圣武记》卷十，第 324 页。

③ 《海国图志》古微堂本二十四卷，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