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史学

美国南北战争后，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的对垒。1869 年，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南方的反动政客和历史学家就在新奥尔良城成立南方历史学会，用种植场奴隶主的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1868 年至 1870 年前南方联盟的“副总统”斯蒂芬士（ Alexardev H.Stephens，1812—1883 年）先后出版其两卷本的《从宪法上论南北战争》，为南方诸州的叛乱作辩解。1881 年，前南方联盟的“总统”。戴维斯

（Teff-erson Davies， 1808—1889 年）出版其所著的《南方联盟政府的兴亡》，叙述南方联盟的成立、战争的进程、以及南方失败的经过，其中充满着对过去的留恋，为南方的失败惋惜不已。斯蒂芬士和戴维斯的著作，集中地代表了美国史学中“南派”的观点。

“北派”的历史学家是用工业资产阶级、乃至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论述南北战争，其先驱者为格里利（HoraceGreeley， 1811—1872 年）。他原为新闻工作者，是“废奴运动”的中坚人物。1864 年至 1867 年，格里利先后出版其两卷本的《美国之冲突》，对南北战争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作了生动有力的说明。

在医药学和化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德拉帕（ Jo- hn W.Draper， 1811—1882 年），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863 年，德拉帕出版其所著的《欧洲学术发展史》，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1867 年至1870 年，德拉帕出版其三卷本的《美国南北战争史》，认为南北战争具有社会解放的意义，对以林肯总统为代表的北方的政治主张作了全面的肯定。此外，德拉帕还著有《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史》，此书列举科学史上的事例，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宗教愚昧和教会组织的专横。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舒勒（James Schouler，1839—1920 年）。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七卷（1880—1913 年分批出版），着重叙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舒勒是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但他或多或少还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是“绝大多数平民的意志。”

与舒勒齐名的罗德斯（James Ford Rhodes，1848—1927 年）著有《美国史》七卷（1893—1906 年分批出版），论述南北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罗德斯基本上是用“北派”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但有时也附和“南派”的观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出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场主日益接近的趋势。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中，专门研究北美洲殖民史的是巴克曼

（Francis Parkman， 1823—1893 年）。他早年著有《涌向加利福尼亚和奥勒冈的人流》（1849 年出版）、《彭提亚克叛乱记》（1851 年出版）。后来，他转而研究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进行殖民竞争的历史，著有《法国在新大陆的先驱者》（1865 年出版）、《拉塞尔与大西部的发现》（1869 年出版）、《蒙特卡姆与乌尔夫》（1884 年出版）、《半个世纪的冲突》（1892 年出版）。巴克曼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最后战胜法国，是由于英国的移民多为富于进取心的新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能自治自卫，不完全倚赖母邦的保护；而法国的移民则多为保守的天主教徒，他

们受到封建制的束缚，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但巴克曼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肆意侮蔑印第安人，而且硬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比法国人“优越”。

在十九世纪末期，由于资产阶级愈来愈反动，美国史学中形成了种族主义的学派，其代表人为费斯克（John Fiske，1842—1901 年）。费斯克是个庸俗的进化论者，他著有《美洲的发现》、《新英格兰之起源》、《美国革命史》、《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1783—1789 年）》等书，肆意宣传盎格鲁—撒克逊人“至上”，美化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要求向海外进行扩张，于是出现了鼓吹大海军主义的史学家麦汉（Alfr- ed Thayer Mahan，1840

—1914 年）。麦汉曾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著有《海上威力对历史发展的影响》（1890 年出版）、《海上威力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影响》（1892 年出版）、《纳尔逊传》（1897 年出版），竭力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海上霸权的重要性，他这套黩武主义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大力扩建海军，成为海上强国，并且加剧了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有不少学历史的人向往朗克学派，先后赴德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多在著名的大学里任教，把朗克学派的那一套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伯特·亚当士（Herbert BaxterAdams，1850—1901 年）和约翰·伯哲士（JohnWilliaBurgess，1844

—1931 年）。

海伯特·亚当士曾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承袭朗克的衣钵，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西米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材，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海伯特·亚当士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遍布于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学派，把持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

约翰·伯哲士曾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和他的弟子也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可以说是朗克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分支。伯哲士著有《中间时期， 1817—1853 年的美国史》、《南北战争与宪法， 1859—1865 年的美国史》、

《重建与宪法，1866—1876 年的美国史》。在这些著作里，他竭力摆做“客观”、“公正”的样子，既不完全赞成北方，也不完全赞成南方，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也各有缺点，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这种不分是非的态度，当然得不出任何合理的结论。

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学研究工作。1884 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 1895 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在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代表保守倾向的是亨利·亚当士（ Henry Adams， 1838—1918 年）。他出身于美国最有名的世家大族，其曾祖约翰·亚当士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其祖父约翰·昆西·亚当士是美国的第六任总统，其父查理·亚当士

也是美国政治界的显赫人物。亨利·亚当士早年曾留学欧洲，并从事外交工作，后来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他著有《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史》九卷（1889—1891 年分批出版）、《圣·密契尔山寺》（1904 年出版）、《亨利·亚当士的教育》（这是他的自传，1907 年出版）。此外，

他还写过一部《民主信条的衰退》，哀叹美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政治道德的堕落。

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起，也许是受到英国历史学家格林的影响，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写人民的历史，其代表者是麦克马斯特（John Back Mcmaster，1852—1932 年）。麦克马斯特著有《美国人民史》八卷，他跳出前人的窠臼，不专写政治史，而着重写社会文化史。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1856—1924 年），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踏上政治舞台之前，他曾长期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并兼任校长，威尔逊生平著作甚多，在这里，我们只谈他的历史著作。1893 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分裂与重新联合》。此书系以南北战争为中心，叙述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史事。在研讨南北战争的责任问题时，他认为，从道义上说来，北方诸州是正确的；但从宪法上说来，南方诸州是正确的。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是为南方的种植场奴隶主开脱罪责。1902 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美国人民史》五卷。此书系模仿格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作，它对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往往一笔掠过，而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十九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是腓特烈·杜尔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年），他出生于威士康星州的边区，后来就长期在母校威士康星大学任教。1893 年，杜尔纳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对美国历史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在西部有一条不断向前移动的边界。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美国居民之不断的向西移植，这就使美国社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从而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民主”。1906 年，杜尔纳出版其所著的《新西部之兴起》，更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论点。杜尔纳和他的弟子们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他们被称为“边疆学派”。不过实际上，“边疆学派”的论点是肤浅的，站不住脚的，它只是“美国例外论”在历史学中的表现。“边疆学派”永远不敢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美国向西部的扩张，完全是以虐杀、绝灭印第安人的方式来进行的。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染有印第安人的血迹。边疆上的生活原则是弱肉强食，在那些向西移植的拓荒者中，有千百万人死于非命。在边疆上所孕育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民主制，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年）和俾耳德（Ch- 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 年）。鲁宾逊和俾耳德曾同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合作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和专著。

鲁宾逊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对当前有用。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此外，与德国历史学家朗普勒西特一样，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这种多元论的“文化史观”貌似全面，但实际上是主次不分，用次要的东西掩盖了主要的东西。1912 年，鲁宾逊将其历年所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

史学》出版，宣扬其实用主义的史学观点。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相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如果说鲁宾逊是“新史学”的倡导者，那末俾耳德就是“新史学”的实践者。1913 年，俾耳德出版其所著的《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贩卖“经济史观”。1927 年，俾耳德与其妻玛丽出版其合著的《美国文明之兴起》，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俾耳德越来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他甚至连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虚伪的“客观主义”都不要了，说“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史学”。1933 年，俾耳德在其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题为《历史写作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他强调：作为记载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头脑中的想象和目的而写出来的东西；历史著作因人而异，客观真理是没有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史观非常有害，它为一切荒诞不经的说法开了方便之门。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越来越反动。只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才能肩负起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