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德意志的史学

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德意志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士学派的史学，

其代表人物是达尔曼（Friedrch Ch- ristoph Dahlmamn，1785—1860 年）、德罗伊生（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 年）、西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 年）、和特赉契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 年）。普鲁士学派的史学家们明目张胆地用历史为普鲁士王朝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捧场喝采，他们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及其以后的扩张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指出：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是德意志

“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所御用的“宪警史学”。

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修奥多·蒙森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年）。他出生于当时属于丹麦的什勒斯维格—霍尔斯坦地区，是一个贫穷牧师的儿子，早年曾在基尔大学研习罗马法和古代语言学，接着又到意大利搜集拉丁文铭刻，从事考古工作，为研究罗马史打下坚实的基础。1848 年，蒙森到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但旋因在 1848

—1849 年革命期间有进步活动，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进行民主改革，竟被校方解聘，不得不转往瑞士任教。1854 年至 1856 年，蒙森陆续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三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他精于考古学，熟悉古罗马的典籍，加之才兼文史，善于综和概括，叙事条理清楚而文辞典雅，这就使他这部书不同凡响，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蒙森的《罗马史》和格罗特的《希腊史》差不多是同时出版的，这两部巨著被誉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双璧”。

1858 年，蒙森受聘为柏林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面在柏林大学任教，一面主持编订《拉丁文铭刻集成》（自 1863 年起分批出版，共十五大卷），贡献甚巨。除了上述的《罗马史》以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1860 年出版）、《罗马法制史》

（1871—1888 年分批出版）、《罗马各行省的历史》（1885 年出版），都是令人叹服的鸿篇巨制。

蒙森在其辛勤的一生中留下大量的著作。除了大部头的专著以外，他发表过的论文总共有一千五百多篇，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02 年，蒙森因其《罗马史》被授予诺贝尔奖金中的文学奖。不过他当时成名已久，只是淡然处之，并不以此为荣。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倡导 “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朗普勒西特（KarlLamprecht，

1856—1915 年）。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

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他又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如环无端，说不上哪个重要或不重要。这样，他就陷入多元论的泥坑，看不到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朗普勒西特曾长期执教于莱比锡大学，他著有

《德意志史》十二卷（1891—1909 年分批出版），所叙史事止于 1870 年；后来他又续出《补编》三卷，增述 1870 年以后的史事。

十九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 年，德意志史学家伯因汉（Ernst Bernheim， 1850—1922 年）出版其所著的《史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结合和编写。直到现在，此书仍为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史学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年这段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所谓“维多利亚时代”。这时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在经济上呈现出畸形的繁荣。这时英国也产生出不少历史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柏克尔、斯塔布士、傅里曼、格林、弗劳德、加尔丁纳、白赉士、施里、阿克顿、布瑞。

柏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年）是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历史的。他拟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但可惜只开了一个头就与世长辞了。柏克尔留下来的著作有《英国文明史》两卷，被认为是有哲学思想的佳作。

斯塔布士（William stubbs，1825—1901 年）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界的中坚人物。他曾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并负责编纂《不列颠史料集成》，在整理英国历史资料方面作出了贡献。斯塔布士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那部多卷本的《英国宪政史》（1874—1878 年分批出版）。此书始自凯撒时代，止于都铎王朝初期，把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直至十五世纪末叶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有系统的叙述。不过斯塔布士是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来谈宪政史的，片面夸大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与斯塔布士齐名的傅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 man， 1823— 1892 年），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英国古代史》、《近代欧洲历史地理》、《西西里史》等书。他纯粹把历史当做政治事件的记录，而他也特别重视历史对当前政治的借鉴作用，曾谓“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约翰·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 年）。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因赞助当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在伦敦东市稍的贫民窟里传过教。格林的史学思想相当进步，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民的历史。1874 年，格林出版其所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不同于所有前人的历史著作，他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的主人。在格林的笔下，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些愚昧自私的蠢物。此外，格林的文笔也很优美，叙事简洁有力，逻辑性很强，处处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家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是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 年）。他著有《英国史》十二卷，叙述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史事；并著有《十八世纪在爱尔兰的英国人》三卷，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辩护。弗劳德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华而不实，疏于考证，有时错引资料，造成可笑的谬误，以致后来人们就把学术界某些人那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叫做“弗劳德病”。

加尔丁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1902 年）毕生致力于十七世纪英国史的研究。他留下三部著作：①《英国史》十卷，叙述十七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②《大内战史》三卷，叙述革命期间国会党与王党武装斗争的经过；③《共和制和护国政府时期的历史》三卷，叙述克伦威尔执政时期的史事。加尔丁纳标榜要用“客观主义”态度来研究十七世纪中期的“清教徒革命”。在他看来，那次革命是由于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理论的冲突造成的，王党有王党的理由，国会党有国会党的理由，两者都未可厚非。这种不分是非的态度，当然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

白赉士（James Bryce，1838—1922 年）主要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864 年，二十六岁的白赉士出版其所著的《神圣罗马帝国史》。此书篇幅不多，然而简明扼要，条理分明，胜过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因此传诵甚广。1888 年，白赉士出版其所著的《美国的共和政体》两卷，美化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此书至今仍被美国许多大学采为政治学的教本。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家中，明目张胆地用历史来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辩护的是施里（John RobertSeeley，1834—1895 年）。他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但经常是半官半学，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和内阁大臣。施里著有《英国的扩张》和《英国外交政策史》，其中充满着民族沙文主义的夸饰之词。

英国史学中的“剑桥学派”，可以说是朗克学派在英国的一个分支，其精神上的祖师是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 年）。1886 年，著名的史学杂志《英国史学评论》创刊，阿克顿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

《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派》，竭力宣扬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 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影响甚巨。1895 年，阿克顿到剑桥大学任近代史教授，在教学中更是极力贯彻朗克学派的那一套主张。阿克顿生平治学甚勤，但除了一些零散的论文以外，竟没有留下一部象样的著作，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唯一可以称述的是：他曾倡议编纂《剑桥近代史》。那由许多专家学者分头撰稿，汇为十四大卷的《剑桥近代史》的出版，首先是由他筹划的。

“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还要数到布瑞（John Ba- gnell Bury， 1861—1927 年）。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1902 年，布瑞继阿克顿的遗缺，到剑桥大学任教。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一面主持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一面负责主编那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