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经验、语言和解释

一个特定的范式包括着世界的一个特定图象和知觉经验的一种特定阐述。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复杂的哲学问题，多少年来成为思辨的形而上学争论的主题。我不想卷入感知和语言的哲学问题讨论之中，但在以后将会明白，对关心实质性问题的地理学家说来，要想避免这类复杂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了考虑这些不能事先假定但与感知哲学或语言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是有用的，既然本书主要讨论合理的解释（按广义来阐明

的科学解释），我们就在此提出关于解释的特殊风格的概要。考斯（1965，69）写道：

从感知（它被认为对实体的面进行一种粗糙的磨光，这是由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粗糙）开始，科学就进行到概念图式的建造，它的序列反映着感知的序列，并且将这些图式与专门化语言联系起来以便作出预测。

我们因此可以想到从知觉感应（知觉表象）经过智力建造和图象（概念）

到语言表示（术语）的一组联系。“知觉对象”、“概念”和“术语”三者不能认为是真正等型的。它们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存在的特点。这种独立性是难以承认的，它本身是哲学上争论的主要领域。例如卡西列尔（1957， 112）说：

即使一个人早就懂得生活于图像中，他本身早就为自己所制造的语言、神话和艺术的图像世界完全包裹，在他获得图象的特定意识以前，他必须通过一段长长的发展过程，这是很清楚的。起先，他对纯粹的图像阶段和原因阶段无从区别，经过再三反复，他把符号归结为不是一种表示功能，而是一种确定的原因的功能；不是意义的，而是功效的性质。

从知觉表象到词语的转变，这就需要我们以某种方式理解它们之间的关

系，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解，我们才能讨论人的本身和他想知道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卡西列尔（1957，282）认为：

只要人一旦不再生活于实体中，与停止和它发生关系，并要求实体的知识时，他就进入对它是一种新的和根本不同的关系之中。

在知觉对象、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系，已由考斯图解所表示（1965，见

图 2.1）。我们可以用一个圆的三部分来表示感知、思想和语言的三个领域。在中心的一个小圆（S）代表考斯所称的“经验的主观极”，它表示据有可以量测感知、思想和语言三者的有利地位。在大圆之外是看不见、听不到和想不到的每一事物——“换句话说，大半不知道那儿有什么”。在大圆的每一部分之内，我们可以辨别出一个同术语有关的知觉对象的区域，一个同术语有关的概念区域，等等。但是还有概念思想的大片区域，它们不能以术语来表示；以及还有许多与知觉对象无关的术语区域等等。

任何种特殊的语言只善于表达为数有限的概念和知觉对象，这很像不同的语言只表达明显不同组的概念和知觉对象一样。这种情况在图 2.2 表示出来。所以不同的语言在传送信息的容量上是各异的。因此，英语有时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语言，法语是修辞的语言。确实，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概念和反映不同感知的经验。值得庆幸的是，自然语言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模梭两可，在它们运用和表达形形色色思想和经验的能力上，具有一种极强的适应性。但这种范围的广大不应使我们无视这一事实，即在实际的思想和经验之中，它仍然只是一个有限的子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种反馈效应；“学习一种特别语言，可以诱发在感知中表现自己的某种东西加以划分或‘肢解’ 的一种特定方式。”（考斯，1965，33）在一种语言的语义结构和我们的感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题目，（塞加尔等，1966）看来这可能是自然语言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尚未确定）监察着感觉一感知的传递，并影响到我们知觉的能力——或许，总之，英语不能达到感情充沛的高度，因为它们是经验主义的语言！如果感知不为语言的联贯所影响，交流我们从感知所摄取的思想的能力，便取决于某些公共语言的组成和认可。科学本身具有许多专门化了的语言——人工语言，例如数学在这方面便有许多实例。这些特殊语言便是博尔丁（1956，15）所称的科学的亚文化的特征。所以考

虑这些专门的人工语言某些一般特征是有用处的。

任何被说明的符号系统都可以认为是一种语言。如英语、法语和日语等自然语言包含着为数众多的抽象术语，这些术语把经验概括，并归入各个等级和类型，它们表示了思想的抽象概念。人工语言促进了这种抽象过程，并试图对语言本身的使用方式施加一种严格的控制。卡西列尔（1957，333）说， “为了成为一种纯粹的关系和顺序符号，符号将它本身从事物的范围内撕裂开来”。如果这种符号要履行一种科学任务，它就必须采取一种固定的并确定的形式，而不为说明或作用的含糊性所影响。所以，它必须“远比在语言范围内的情况更为有力地自身脱离直觉的存在”。结果便形成一种符号和关系的抽象系统，它们没有经验的内容或实质性的意义。这样，人工语言就“意味着一种畸形的贫乏”。而像这样一种语言“缺乏的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和个性的丰满，这是由它通用的范围和有效性造成的。在这种通用性上，民族的以及个性的差别被泯灭了”。

这类人工语言的特殊力量在于它们所用的符号毫不含混，并为语言本身的作用所精确定义。因此人工语言内部一致，毫不含混，虽然我们在本书第四编中，将看到对这些人工语言的经验说明远不是不含糊的或精确的。正是凭借这些人工语言系统，才使科学具有很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数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的语言。在地理学中，我们经常利用更为专门的人工符号系统—

—地图，用来尽可能不含糊地传达和交流信息。这并不是说地图或数学在阐明上毫不含糊。它们（至少应当）是在内部毫不含糊。但这种人工语言系统在科学的亚文化上的力量，是用一种代价来获得的：

代价是对探究领域的一种严格限制，并是一种以自己的方式在感知信息上与原始人一样冷酷的价值系统。凡不符合于亚文化的信息都被斥之为错觉。（博尔丁，1956，71）

所以，一个科学家所接受的范式的部分和片段，是为各种经验所限制的

一种特殊语言，它可参照这种经验，它可在那个领域之内充分有力并毫不含糊地使用。

在知货表象、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解释常被认为是可向旁人交流的，所以我们想到它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起作用。但是至少在经验科学中，我们正式试图解释的东西，是事物和通过我们感知所记录下来的经验。因此在探讨解释的特征时，提醒我们自己在将知觉对象和概念转化成语言本身时，我们已滤走了大量的信息，这在有时是有好处的。在讨论解释的方法论问题时，我们事先假定已经完成了转换成语言的一种适宜方法。但在事先假定时，我们事先假定了一种哲学性质的大部分。因而，方法论的力量很像人工语言系统的力量。产生一个解释所应遵循的程序是可以从严开始的。应用这些程序于实陈的本质问题时，例如地理学中，需要我们注意知觉对象一概念一术语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