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表示——地图

地理学者掌握着很多描绘、表示、贮存和概括信息的不同技术。在这些技术中，没有哪一种会象地图那样可使地理学者称心如意。哈特向（1939）甚至提出如下文的“大致标准”，来检验任何研究的地理学性质：

如果他的问题基本上不能用地图——通常用几种地图来比较——来研究，那么该问题是否属于地理学范围就大可置疑。

伍尔德里奇和伊斯特（1951，64）赞同地援引了 H. R. 米尔的话：

在地理学中，我们可以将此话当作公理——不能用地图表示者就不能加以描述。

苏尔（1963，391）写道：

如果向我指出一位不经常需要地图、不随手有地图的地理学者，那么关于他对生活是否己作出正确的选择，我将持疑义，⋯⋯地图破除我们的局限，激发我们的灵感，激起我们的想象，开拓我们的言词。地图打破语言的障壁，有时被看成地理学的语言。

如果地理学者以极大的尊重态度把地图当作描述、分析和交流的工具，

那么看到制图表示法的很多方面仍然未经分析，就令人有点吃惊了。大部分注意力一直放在解决制图者面临的无数技术问题上。大量的文献都去研究诸

如地图投影、地图设计、地图符号之类的问题。由鲁宾逊（1952，1960）、雷兹（1948）编写的教科书和很多论文（波德最近的评论，1967）充分地研究了这些问题。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已圆满解决。例如地图投影问题，依据从球面到平面的投影设计，这个问题好象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已解决，但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前述，第 264—269 页），由于地图转换问题已经产生一种新的而更见困难的形式。然而，与这些众多的技术性文献（必须承认其中有好多只不过指点了如何进行而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地图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逻辑性质几乎完全缺乏考虑。地图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具，所以鲁宾逊（1965，35）写道：

现代地图，即使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地图，也是非常复杂的图示表达形式，因为除了其可见的复杂性质外，它还是人为事物，包含着在比例尺、形状和符号表示等方面对现实所作的多种变换，而这些都大大超出了多数人的正常经验。

简言之，地图是一种符号系统，它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或许是“地理

学的语言”——有关它的性质我们所知甚少。所以达赛（未发表）①写道：

制图学并没有提供一套形成⋯⋯制图策略的规则和原理，制图学也没有提供方法论的说明，来把制图中涉及的操作，主要是关于投影、设计和构图技术等操作，与地图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概念化过程和研究过程联系起来。例如，关于符号的选择，关于符号所代表的信息，关于这些符号用以与地图形迹的解译相联系的方式，都很容易提出很多相应的问题；但是所得到的答案不过是求助约定俗成，诉诸自然的或明显的表达。

达赛还进一步认为，可以在正式意义上——具有实用特性、语义学特征

以及句法结构——把地图看作一种语言。这种把地图看作一种特殊语言的观点是有一些有趣的含义的。例如，看到好多科学哲学家在寻求解释科学理论性质时，一直在求助于地图作为比拟是令人惊异的。他们说，地图使你发现现实中所必须熟悉的事务，它使你能谈论有关从未到过的地方的事情；同样地，理论帮助你发现必须熟悉的事务，帮助你谈论有关还未观测过的现象的事情（如前述，第 107—122 页；204—207 页）。这样类比意味着地图和科学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同形的，两者都可看作是用于讨论有待解释或描述的事实的人工语言。所以，厄尔曼尖刻地作过评论——“地图是地理学者业已接受的一种理论”（邦奇，1966，34）。

地图和理论一样，都是“人脑的自由创造”——很多中世纪的地图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对任何制图者来说要“以假说幻觉的愚行来创造一个貌似明智的体系”，同样不受禁止（如前述，第 107—109 页）。很多外行人，甚至

（敢这样说吗？）很多地理学者一直是此类假设幻觉的受害者。然而地理学者们声称，他们的地图确实表现出与现实有某些关系，他们的地图确实在某些方面忠实地反映和纪录了现实，他们能够通过从地图上所得结论而得出有关现实的结论。因此，地图就像科学理论一样，是一些有控制的推测。但是，没有一个分析哲学家告诉过我们这些控制为何物，地图并不会自动成为现实的某种客观再现——虽然某些人看来会作如是观。约翰·赖特（1966）33）写道：

所以每幅地图部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部分是主观因素的反映。这在所有关于制图学艺术的著作中，都作为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来处理，但很少明确地单独看作一个问题。

制图行——还应加上读图者——都是人（引用赖特文章的题目）。因此，

① 蒙达赛博士允许借用其某些未发表的笔记。

地图所提出的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评价一幅地图反映或表现现实的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拟定规则，它们把所表现的现实与我们所理解的符号形式联系起来。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争辩：在很多情形下，这个关系是如此不言自明（和如此可以控制），以致很少用或者根本用不着此类规则（多数地形图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图、流量图、专门图等等却不属于这一类。因为，达赛（未发表）写道：

它们所描画的关系“是人类想象的人为创造，把自然现实最终与其符号构成物联系起来的方法，不过是一种概念体系的功能。在这些条件下，从一幅地图上获得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地图的符号特性，而不依赖现实中存在的任何事物。因此，获得的结果与地图号称的主题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有任何关联或牵连，因此对那些结果的理性解释是模棱两可的。

只有当支配地图构筑本身的概念体系相对于同一真实世界具有合理性

时，地图才（相对于真实世界）具有合理性，因此，地图其实就是关于真实世界结构的一种理论模型。没有明晰理论时构筑一幅地图，就相当干陈述一个先验模型；具有明晰理论时构筑一幅地图，则相当于陈述一个经验模型。然而经验模型只能与其所代表的理论领域有关。利用一定的经验模型来检验它所代表的理论领域以外的现象，也就等于假设该领域可以扩展到原先不包括在该理论中的现象上，或者等于把经验模型作为一个先验模型来使用。看看下面的例子。

地图特别表示了对象在空间的相对位置。大多数地图都是相对于某种欧几里德物理空间而构筑的，所以它们是一种关于真实世界结构的物理理论的经验模型——顺便提及，公认为对象在物理空间的位置的一种理论，成为地理学者关于真实世界结构的不言而喻的理论。这一“明显的”理论以及从中得出的经验模型，后来却用来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图。这种用法相当于公设一个欧几里得先验模型。或假设客体在社会经济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可以用欧几里得空间结构理论充分描述。但是，空间结构的性质并不一定是先验的，而且对其性质的决定，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这个问题已加以详细考查（如前述，第 14 章），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地图来说，重要之点直接在于：我们在讨论对象和事物在空间的位置时可使用地图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把地图结构与真实世界结构联系起来的主题的适合性。如果我们全无主题，则对真实世界不能作任何推断；如果我们设想某一主题，则关于设想的性质我们应当是清楚的，而对真实世界我们在构筑主题时已作了设想的就不应再作推断；如果我们具有某一主题，则应准备清晰地陈述它，以便对该主题所未包含的方面不作推断。

这意味着什么？正如达赛（未发表）指出，这是对地图语义学的深入讨论。语义问题并非简单地只与几何学的选择有关，还与用来表示现象的符号有关。对此，达赛认为“符号学”（Semiotics）或符号理论对我们理解地图用以传达不同类信息的方式大有帮助。“通过把地图符号归在普通符号类目之下”，达赛写道，“符号的一般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和有关内容，作为研究地图符号的一种基础都是有效的”。这样，我们就能应用形式语义学来认识地图与其设计所表示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卡纳普（1942，24—5）认为，任何语义系统的最终目标都是建立真理规则——就是说建立一套规则，使我们能对从某一符号系统（如某种地图）中推导的特定“句子”，确定它是否真实。有了此类真理规则后，就能够把从地图上作出的陈述分类为真或假。卡

纳普指出，这种方法要求某些预备步骤。首先，需要对符号分类。其次，要有形成规则来说明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从这一初始分类中形成新的记号和符号（这种形成规则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在两条已有等值线之间内插一条新等值线——这种情况的规则，说明插入的等值线不应交叉等等）。第三，要有把符号（这里为地图符号）与其它一系列符号联系起来的设计规则。这些设计规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正如卡纳普指出，在纯语义学中并无实际的主张，只有把一套符号与另一套符号联系起来的惯例。在制图过程中这就意味着地图符号并不直接代表真实世界，而是代表关于真实世界的地理概念。一幅地图作出的实际陈述，是分两个步骤从所描述的现实中转移来的。形式语义学就是讨论地理概念和地图形式中符号表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如果地理概念是模梭两可和模糊的，那么地图陈述尽管表面上精确，也将同样是模糊或模棱两可的。所以，一幅关于团块（agglomeration）分布的地图，只能象我们有关某种团块的概念那样准确。这里，定义过程变得特别重要（见上文，第 362 页）。因此真理规则使我们能鉴定必要的真理，事先给我们有关现实的概念化。形式语义学向我们提供一种讨论地理学陈述和地图陈述的逻辑连贯性的方法。只有通过评价地理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试图讨论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才能估计逻辑上为真的陈述，在经验上真的程度。

还可以讨论地图的句法。这里关系到地图陈述的内部结构及其作为一种抽象演算的基本形式。关于非常有趣的地图语言是有某些专门特征的。一般而言，看来否定的陈述在地图语言中是不能表达的（例如，我们只能通过指出缺乏任何肯定的陈述来推断某事物不在某处）。所以地图陈述有很多特点，它们本身就值得加以研究。

达赛（未发表）认为，关于制图的符号实用学（pragmatic），即是“对地图符号与制图者或地图符号与用图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地图，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诸如用图者感知对传输给他的信息的方法。此外，地理学者理解地图的一个难以理解的特点是，对地图设计和地图解释的一般讨论还没有用分析研究和经验研究来相配合。在仅有的一个例外里，埃克曼等人（ 1963 ）已用心理生理

（psychopliysical）方法研究了地图符号表示的某些方面。这一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检验输入地图的信息及符号表示，以及解释这些符号所得到的信息之间的关系。该实验特别考查了用体积方式（如球体和立方体）或面积方式（如方形或圆形）来表示信息的相对有效性。该研究“表明对这些符号‘体积’ 的估计仅仅反映了它们被感知的面积”，因此可以设想，用“体积”类型的符号来表示信息很容易在解释那些信息时导致严重曲解。地理学者早就知道此类问题，正如前文引用鲁宾逊和赖特的评论所指出的。然而这是一个一直在争论却没有清楚地加以研究的问题。从用图音的观点看来，他从一幅地图上获取的信息，是一个对包含于符号中的信息作出感知的问题。从地理形式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指辨别图型和把一幅多种要素图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能力。简言之，地图是设计出引起某种反应的一种刺激物。作为地图设计者，我们具有驾驭这种刺激物的能力，但若我们对所引出的反应类型没有清楚的认识，这种能力就毫无结果。当然，不言而喻，对所要求的反应若无某种见解，则设计一幅表达清楚的地图是很困难的——换言之，地图需要为特定目的而设计。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应该把地图的设计限制为不含糊地转达有限的信息类型这样非常专门的任务。地图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吸引着人们，仅仅

审视一下地图和带着地图生活，就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趣的地理假说方案。所以，大概在某种场合，可以设计地图来刺激假说的形成——甚至可能刺激我们的灵感，正如苏尔可能说过的那样。这里，心理学家关于人们对图像反应的工作，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地图构筑的事。关于对形状、线条、方向等的感知的简单心理生理实验（埃克曼等人，1963；伯克，1967），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基本思想，而心理学家们也仔细地研究了对多要素情况中“信息” 和“结构”的感知。（见加纳的评论，1962）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含糊性及不确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辨别结构的能力，是如何依赖刺激物和正在引发反应的主体的文化背景的。西格尔等人（1966）已证明了在对形状和形式的感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交叉文化变异。伯兰（1958）也研究过主体在不同复杂程度的图画方面的偏好，并发现，一般而言，人们看较复杂的图画比之看简单图画更愿久看。但是复杂性越大，不确定程度也越大，因而解释时的含糊性越大。极度复杂性可使人脑的“讯道能力”饱和，因而在引发某种负响应时难以成功。含糊性和不确定性本身并非不可取——如果我们的认识要发展，如卡普兰称谓的某种含义的灵活性（见前文第 361—364 页）是必需的。甚至可以精心设计一些具有适当含糊性的地图来刺激我们的灵感，但要不致于使我们引起反感。对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伦勃朗和塞尚本来会比杰克逊·波罗克①培养出更好的制图学者。

地图在过去无疑已提供了此类刺激物。多数地图都含有某种纯诗意的要素，因而含有恩普逊的所有 7 种含糊性，甚至更多。但是地图也设计来传达特定信息，并以这样一种不含糊的方式来进行，以致我们能在以地图为证据的基础上，作出有关真实世界活动的特别决定。地图起着一种交流系统的作用，那么相应地就要问一向该系统可能包含的噪声有多少。地图作出一种稳定的视觉陈述（在边界上色彩的突然变化，等等），而这经常可能是靠不住的。例如，如果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那么我们怎么能表达地图语言中关于度量误差的概念（见前文，第 17 章）呢？柴诺夫斯基（1959）关于从简单比率度量地图转换为有意义的概率度量地图（因 15.5）的例子，对从输入地图的资料作不同处理中，如何能够产主不同的视觉印象是一个很好说明。一幅地图不会比输入地图时所用的资料更好，而对可能是一种重要百分比噪声的地图图形，大概已给予若干理性的解释，想到这点就令人沮丧。含糊性常常很不合需要，如果地图具有高层次的含糊性和噪声，则很少能有助于导航。因此，在地图投影系统和资料可靠性的限度内，可用地图作出关于地理现实某些方面的稳定而不含糊的陈述。认识到很多规划决策都在地图证据的基础上作出，或许是今人忧虑的。因为城镇规划是在这样一些地图上作出的，在这些地图里，对象相互问的配置是在一种物理空间而不是社会经济空间中。如果这两种空间一致，这种方法是合理的；但在很多实例中它们并不一致，而且即使它们一致，重要的是要显示出它们的一致。当存在社会经济空间的互相作用以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来制图为最好的显著可能性时，在物理的欧几里得空间系统基础上，决定社会经济活动的未来分布，看来不是一种很理想的研究方法。很多规划失误很容易与这种方法联系起来。大多数城镇规划必定显然适合满足于住在大约 1 万英尺之上高处生活的居民——附带提及，城

① 伦勃朗，17 世纪荷兰画家；塞尚，19 世纪法国画家；J.波罗克，1912—1956 年，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镇规划者在俯视 6 英寸比 1 英里地图时，就大致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必须认识到地图是一种空间结构模型。在我们能把这种地图作为关于实

际空间结构的一种理论加以接受（因而以该理论为基础行动）前，我们需要表明模型对于它企图代表的现象在经验上是逼真的。地图的选择就象几何学的选择一样，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不能把它确定为先验的，我们也不能用与一个理论领域有关的地图来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的现象，如果不从经验上说明这样处理是合理的话。地图的使用和任何种类的模型的使用一样，提出了很多涉及推导和控制的问题。所以，是明晰而广泛地讨论这些方法论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