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时间和社会时间

每个人部以某种方式经历着时间、领悟着时间，并赋予它以极大重要性。梅耶霍夫（1960，1）陈述道：

继续、流动、变化⋯⋯看来都属于我们经验中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它们都是时间的各个方面⋯⋯时间对人来说尤其有意义，因为它与自我的概念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时间里，意识到自己生命和心理的成长。只有在构成其传记的时间阶段扣变化的背景上，我们称为自我、个人或个体的东西才被体验和了解。⋯⋯因此，人为何物的问题一律指的是时间为何物的问题。

时间对于我们自我概念和存在概念的重要性，加上显然不可避免的时间

流包围着我们直到死亡，似乎无法可想地强加在人类条件上，使得时间的问题成为一个深刻的感情意义问题。时间概念出现于幼年早期，并与个性的发展密切联系；时间的意义深藏于原始神话和宗教思想中，并与社会结构的性质紧密交织在一起（皮亚杰，1930；列维-斯特劳斯，1963，211—12）。有一些曾经试图使时间静止的人要找到某种无时间的世界，要发展一种关于时间以外某种永恒的形而上学、宗教的或其它方面的形而上学。“使之意识并使之不在时间里”，T.S. 爱咯特这样写道。有一些人企图表明时间不可流动。齐诺关于箭的“反论”或阿基里斯和乌龟的“反论”企图证明时间流概念是有内在矛盾的，如果运动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如何才能相信呢？），那么那支箭怎么能从时间的一点跳到另一点而不通过某种无时间的间隔呢？赖欣巴哈（1956，4）把这种哲学和逻辑学的争辩看成是心理学投射，看作是辩护手法，“企图使引起根深蒂固的感情对抗的物理法则成为不可信”。

另一些人曾寻求信奉时间流，曾企图把时间的经验转换为一种存在哲学。赫拉克里特相信，变易是生活和存在的本质。“一切事物都处于某种流动状态”，两次步人同样的河流是不可能的。相信时间流、存在和变易的哲学家们（其中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柏格森），于是提出了与试图证明时间是幻觉的哲学家相反的见解。二种见解之间有很多差别。康德独特地试图把时间的两个方面归纳入他的唯心主义先验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时间和空间一样是绝对的但又是复合的、先验的。

于是个人的、主观的时间经验曾引起对时间含义的多种解释，并保持很深的情感态度——这种态度在本世纪曾通过文学媒介，近来又通过电影媒介加以仔细探索。柏格森认为，“物理时间的概念抛弃了他认为是时间在经验中以及与人的关系中最本质的那些东西。”（梅耶霍夫，1960， 138）。时

间的这些性质曾经是本世纪文学研究的课题，普劳斯特、乔伊士、伍尔夫①、爱略特等人都深深地关注时间在个人经历中的意义，以及存在的时间方面。

个人对时间的感应并非独立于社会和文化概念，这些概念通过语言和社会习俗起作用，使一个人的洁动与其它人的活动协调起来。时间的这些社会方面建立在哈罗维尔（1955，216）称谓的：‘定形参照点（formalized reference pointsy 周围，过去。现在、将来都能与这些参照点联系起来。可以用日历和时钟、季节、生活周期等等方式来表示这些定形参照点。但是，可以规定它们：

没有定形参照点就不可能描绘任何人类社会。根据个人的经验，这些参照点是定向的。个人的时间概念根据它们来建立；个人借助它们取得其时间方向，其时间感知在它们的影响下发挥作用。不可能设想人会带着任何天生的“时间感觉”降临于世，他的时间概念总是在文化背景上形成的。

所规定的参照点还在各社会之间有所不同，甚至在社会内部也不同。格

尔维奇（1964）企图对某些此类差别加以分类，并对可以发展的社会时间种类加以概括。例如他指出，农业社会中的时间概念象束缚在季节韵律上的社会一样，而在工业社会里技术变化本身就促成了远为先进的时间概念，这两个社会里的时间溉念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格尔维奇强调时间概念和时间尺度极为多种多样。列维-斯特劳斯（1963，103）类似地复述了荷比家族系统的例子，那里“需要至少三个不同模型作时间尺度”。因此，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时间是一种与生活过程相连的度量，而时间尺度就如生活过程本身一样多变。

关于我们理解时间的心理和社会方面的这些评论，是企图阐明地理学中处理时间时，所涉及的实质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背景。

实质问题围绕以下基本事实，即地理学者要研究人类决定的后果，而这些决定又部分依赖于作出决定的个人对时间的感知。在普遍要求长期投入的社会（要求有前进的时间观点）和短期态度盛行的壮会之间，常有显著区别。例如，对于农业上地利用的短期考虑产生的农业类型，根本不同于长期考虑所产生的农业类型。社会情况对我们要研究的地理现实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普遍而深入的影响，而时间观念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例如，想一下对于结婚的“合适”时间——社会时间尺度的一个重要侧面——不同观点的复杂分异；想一下不同社会中甚至社会内部赋予时间的价值（不论如何度量）。所以规定一个适当的时间效用功能是成本一利润分析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地理分析中不能忽略个人的和社会的时间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时间上研究社会的及个人的活动时，永远注定要采取某种无定形的相对主义。然而我们应当知道，只有根据社会过程和社会时间尺度，才能理解这些活动，在探索对特定地理事件作适当解释时，我们是不能忽视这些尺度的。我们可以把时间放进我们的方程中去，但时间是一种要从社会情况的角度来估计的参数，而不是某种由格林尼治钟点来度量的数
方法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它与在地理学中可接受的时间解释有关。必须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些个人，在选择时间概念上常陷入感情纠缠，以致不能摆脱某些偏爱。在时间方面，感情影响地理学著作到什么程度就难

① 普劳斯特（M.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乔伊士（J.A.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伍尔夫（A.v.Woolf），1882—1941，英国小说家。——译者

以确定。毫无疑问，很多人曾设法通过涉及某种特别的时间流概念来支持发生学观点。所以达比（1953，6）写道：

我们能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划一条线吗？答案是“不”，因为形成过程是一个过程。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只是或隐或现而已。

苏尔（1963，360—1）持类似观点：

回顾和展望是同一序列的不同端点。因此今天不过是一

条线上的一点，这条线的发展可从其开端重建，这条线的投射则可进入将来。⋯⋯ 只有把当今的情况理解为一个移动点，一个有始终行动的片刻，才能获得人类进程的知识。

这里苏尔似乎否认无时间真理的哲学可能性，而信奉柏格森和赫拉克里

特所主张的存在和形成的哲学。然而这些论点是主观的，它们很容易引起感情的而不是理智的反应。这并不否认在目的选择方面有最终的价值判断规则。但它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在心理学和哲学的背景上，来评价关于发生学解释对地理学是否重要的方法沦争辩。只有我们准备认识自己的个人偏受为何物时，理性的争论才是可能的。

然而对时间很难不带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会带来方法论上的危险，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作为对自己个人经验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时间观念，强加于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上，而这些现象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符合那种经验。一种先验的时间模型必须这样或那样地从经验上来评价，这曾经一再证明难以做到。完成地质过程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这就含有地球年龄的意思；而现在能如此容易接受的人类的古代，以及人类的世系，则只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深切关注的事情；注意到图尔明和古德费尔德（1965）称作《时间之发现》的那本书只是最近的事，的确令人惊异。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图画基本上是静止的。牛顿力学提到了时间，但其方程式把永远旋转的世界描述成一个无变化的世界。笛卡尔提出一种诉诸无时间真理的哲学。对人类历史的一种盛行态度是，认为发展不过是一种幻觉。西欧思想中流行的范式是静态的，从本质上开始改变这种观点还只是十八世纪的事。到十九世纪时，发生学的解释方式己显然流行起来。地理学者对发生学解释的态度不会不受这些思想方式变化的影响。因此，要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中考察这种时间的发现才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