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中的系统分析

正式应用系统的概念已戍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较新特点。既然大多数地理学者都要研究复杂事物和相互作用，那么很难设想我们怎么能避免使用特别为研究这种复杂事物和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和术语。然而系统概念对地理学思想来说无论如何不是新东西，它大概已有很久的历史，就象系统概念在整个科学史中的历史那样。地理学中系统思想的这种久远历史表明， 很多实质性地理学问题，很自然地尽力按照系统术语来作详细阐述，这是鼓舞人心的。

地理学中系统思想的历史，紧密地与功能方法、有机体类比、作为复杂相互联系整体的区域概念、以及地理学的生态方法相联系。在诸如李特尔、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白吕纳、苏尔等等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系统思想的因秦。但是正如在其它学科中一样，系统概念曾倾向干停留在地理学思想的外围而不是处于其核心。在最近几十年间，兴趣中心已有改变， 结果使系统溉念有了更大的意义。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中的逻辑考虑导致了系统概念，地理学思想的各种各样途径看来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系统思想。其中最明确的或许是那些人的途径，他们在本世纪初就力图通过把地理学解释为人类生态学的一种形式来赋予地理学思想新的兴趣中心；还有一些人现在力图以生态系统的术语来解释地理学。这个道路决不是笔直的。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含蓄的生态方法（前文，第 528 页）与哈伦·巴罗斯（1923，3）关于地理学是人类生态学的主张有所不同，巴罗斯的观点与埃尔和琼斯（1966）或布鲁克费尔德（1964）所阐述的生态学观点又不一样， 而斯托达特（1966，1967A）则批判了所有这些解释。“生态”和系统”这些术语在地理学中显然富于含糊性，正如它们在其它科学领域中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地理学中的含糊性，部分是从不同科学领域中攫取灵感的结果。人文地理学者常常指望人类生态学中发展起来的概念（施诺尔，1961）；但甚至在人类生态学内也己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各种思想（塞奥多森，1961）。还有一些地理学者曾指望生物学者和植物生态学音。斯托达特（1967A，524） 在将生态系统的概念发展为地理学中的基本组织概念时，就从坦斯利那里获得重要的灵感，他声称，生态系统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首先它是一元论的，它在一个框架中把环境、人和植物以及动物世界汇集在一起，在其中的

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可加以分析。当然，赫特纳的方法论强调这种统一思想，法国学派的区域专著中也达到了某种综合，但这里的统一性是美学上的而不是功能上的，⋯⋯其次，生态系统是以或多或少有序、合理而且可理解的方式构筑的。对地理学来说，这里的根本事实是，一旦认出了结构，就可在与地球及其作为有机体或有机整体区域的超验性质的尖锐对比中，对它们加以调查研究。⋯⋯第三，生态系统活动着⋯⋯它们包含着物质和能量的不断输送。举一个地理学的例子，系统不仅包括流通网络，也包括流通其间的商品流和人流。一旦确定了这种网络，就可能对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换确定数量，而至少在简单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定量地确定整个综合体，⋯⋯第四，生态系统是普通系统的一种类型，它具有普通系统的属性。按普通系统的术语说，生态系统是一种开放系统，它遵循开放系统热力学定律趋向某种稳定状态。

如果地理学者们能用系统术语将他们听研究的问题充分概念化，那么显然，系统分析的全部威力都可用来解决这类问题。地理学中的系统分析在告诫我们依据系统来思考这个阶段以外，多半还不曾有太大发展。所以布劳特

（1962）、乔刊（1962）、阿克曼（1963）、贝里（t964A）以及斯托达特（1967A） 的阐述，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按系统术语重新说明地理学目标的需要上—

—这种观点，在美国几乎通过国家科学院关于地理学的通报（N. A. S ，1965） 取得官方的支持。在一些场合中，系统概念已用来开发地理学中新的理论阐述。乔利试图根据开放系统热力学来重新阐述地貌学思想；利奥波尔德和朗本（1962）用熵和稳定状态来研究流水系统；贝里（1964B）借助空间形式中组织和信息这一对孪生概念，试图为研究“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的城市” 提供一个基础，这些都是这一过程的例子。最近，沃尔登贝格和贝里（1967） 曾用系统概念来分析中心地和河流型式，而柯里（1967）也曾试图以一种系统框架来分析聚落区位型式。一般而言，地理学中对空间组织上要方式的探究，可以从系统分析尤其是从信息理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能够区分组织程度（偏离随机性的程度），因而能提供各种对型式的客观度量和某种型式识别的技术。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空间组织上的地理学者毫无例外地要涉及系统分析，正如哈格特（1965A）在人文地理学中说明区位分析所证实的那样。

然就系统概念和系统分析的利用看来，似乎还没有在地理学中取得起重要作用的地位。这必须部分归因于系统分析本身的复杂性，如果要充分利用系统分析，则要涉及多数地理学者所未能掌握的数学技巧。当然，地理学者多学一些数学是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但是这说来容易做来难。然而还有其它困难。运算化系统分析涉及关于系统之闭合、元秦之定义、关系之确定等等方面的评价判断。我们关于某一问题的经验越多，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也越多，以某种程度的自信作此类评价判断也就越容易。我们一般缺乏系统分析的经验，加上理论发展相对薄弱，这使我们不能以任何程度的自信作此类评价，除开那些我们能容易地对某种系统的结构和行为作些假设的情况而外。简言之，在力图将系统概念应用于地理学时，我们实在还处于利用先验模型的阶段。但是诸如经济学（例如奥克特等人，1961）、心理学（米勒，1965）、政治学（多伊奇，1966）、城市经济学和城市规划（梅尔，1962）、商业经济学（福雷斯特 1961）等等这样一些同性质的学科里的经验表明，利用系统概念是值得一试的，即使仅仅由于它能提出与地理学者们所对付的“组织复合体”的研究似乎特别有关的那类问题提供必要的框架。但是如果我们对一

切要加以揭示的地理学论题，仅仅要求挥舞系统分析这枝魔棍，那我们将是愚蠢的。正如哈肯曾经指出的，在能够看出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联系和应用系统分析以前，每一学科都必须通过它们自己的实质问题来探索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学科都在缓慢而迟疑地重新发现在很久以前别的学科就已发现的关于方法的概念——例如，为什么经济学笨拙而痛苦地探索过通向边际生产力概念的道路，而结果只是认识到它对自己的问题不过施行了基本的运算而所以，系统分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运算来考察地理学问题，但为了利用这种运算，我们需要一些地理学概念，它们能使我们在地理学背景上为这种运算找到某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