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的普通系统论

通过概括关于系统分析已有的一些一般论点，来开始对作为一种哲学的普通系统论加以考察或许是有益的。这些论点有：

一切解释都依可在其中进行分析的某种封闭系统的定义而定。
既然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以充分程度的确定性将系统概念运筹化，那就可以借助系统分析来寻求我们对现象的认识
系统分析特别适于研究复杂的相互作用现象，而且当把分析框架扩展到那些相互作用如此复杂，以至借助传统科学技术还一直未能分析它们的学科（例如地理学）上时，系统分析包括了对传统科学的系统阐述。
在设计来研究极为不同的现象领域的系统之间，存在很多等形性。
一般系统理论对统一我们关于系统的很多思想，以及对理解系统之间的等形性，提供了一种归纳和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的广度和精致程度，被围绕系统概念的模糊性这一巨大因素所减低，尤其是在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那些方面。

关于系统分析的这些陈述看来无可指责。因此，这会引诱我们去主张一切解释都必须用系统术语作出，主张只有到了我们能用系统术语将现象概念化的程度，我们才能认识现象，主张普通系统论对统一科学提供了根本的关键。此类主张包含着逻辑上的错误，其错误方式与“发生”方法或“功能” 方法的论点一样包含着谬误的论据。以后几代人终归会清楚地鉴别某种“系统谬误”，就象我们现在能鉴别某种发生谬误或功能谬误一样（前文，第 497 页；533 页）。因此需要对作为一种哲学的普通系统论加以仔细的评价。

冯·贝塔郎费建议用普通系统方法把科学出于分析的目的因而肢解了的那些现实之碎片，再回头来捏在一起。他认为科学曾趋于陷进日益严重的专门化，而这种强烈的专门化已导致学科孤立发展。然而每一学科都倾向于发展相同的解释结构，倾向于确立相同的系统结构，还倾向于对相同的系统公式化来“摸索自己的道路”。受到可证实存在于各单独领域内确立的系统间的无数等形性的冲击后，冯·贝塔郎费进一步建议把普通系统论作为解释此

类等形性（并鉴别其它等形性）的关键理论，因为它能为我们认识自然和周围现实提供一个统一框架。根据冯·贝塔郎费的说法，普通系统论是一种关于现实的理论——一种带有解释的演算——它具有阿科夫（1964，58）称作超理论（metatheory）的那种东西的性质——“一种解释各学科理论的理论”。现在应该清楚，我们将称为普通系统论（GST）的这种看法，与米沙罗维克和另一些人发展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句法途径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提出了一种关于现实的理论，后者则提供一个统一框架来讨论用于模拟真实系统的各种句法结构。冯·贝塔郎费的表现总是不能摆脱模棱两可状态，有时还似乎采取了两种观点。但是看来正是普通系统论而不是一般系统理论曾遭到最猛烈的批判。布克（1956）说它是“幼稚的思辨哲学”，而奇泽姆（1967）则说它的特征与地理学“风马牛不相及”。这两种意见中都有一种倾向，即通过提出反对普通系统论的论点而将一般系统理论也作为不相千的东西抛弃了—

—这种方法显然是荒谬的。例如，奇泽姆似乎把米沙罗维克（1964）和冯·贝塔郎费的看法看作“等形的”，其实并非如此。既然有这些批评：那么明确普通系统论的真正性质，并评价接受它或反对它的真实理由就见得重要了。阿科夫（1964，54）力图反对普通系统论，但在这样作时却澄清了由冯·贝塔郎费发展起来的普通系统论的性质：

贝塔郎费以接受当前分学科的科学结构作为起点。通过在多种不同学科所建立的法则之间寻求结构等形性，他希望发现一种比任一学科所能产生的理论更加普遍的理论。这样，贝塔郎费就含蓄地假设自然界的结构与科学的结构等形。从这种信条出发，就得不到任何进展。自然界并没有分学科，自然界对我们提出的现象和问题是不能分为学科门类的。我们把科学分工强加给自然界，自然界并没有把各种学科强加给我们。我们对自然界提出的疑问——与自然界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同——可以分为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门类。

但这并非现象本身的门类。冯·贝塔郎费试图把科学所产生的各种事实，

法则，以及理论的主体统一在一种综合理论之下。这种理论带来一个问题，即它的合理性将依赖于由它而来的那些分科理论的可推断性，因而，反过来又依赖这些分科理论的合理性。于是它两次脱离了科学的经验方面和应用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解释存在于形形色色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系统结构之间的等形性。米沙罗维克的句法方法，根据那些我们可最方便地拿来对付现实的分析性构成物解释这种等形性，而不是根据现实本身的结构。但是冯·贝塔郎费力图根据现实本身解释这种等形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米沙罗维克寻求构筑一般模型的理论——即一种解释科学构成物的理论，或一种解释我们似乎是关于现实思想的理论。冯·贝塔郎费则寻求构筑关于现实本身的一般理论。现在很清楚，台球和原子不是同一物，人和分子也不是同一物。因此冯·贝塔郎费探究关于真实系统之间相似性的较深理论，并把普通系统理论设想为可能与这种理论相象的一种先验模型。这种方法对于科学中的等形性和类比，对于附属于类比的意义，以及对于这种类比的必要性都产生了某些重要结果。一些人曾因此严厉地批评了冯·贝塔郎费的方法。例如亨普尔（1951，315）写道：

对我来说，⋯⋯承认法则之间的等形性，并没有添加或加深我们对所涉及的两个领域中现象的理论认识，因为这种理解是通过把现象归纳在一般法则或一般理论之下而获得的；而某套理论原则对于一定的现象门类的可应用性，仅仅用经验研究就能弄清，无需通

过纯系统理论。

布克（1956）和奇泽姆（1967）对普通系统论的批评，等于是对发现等形性有一种“这是什么？”的反应，正如对比不当会搅混辩论一样危险。

冯·贝塔郎费（1962，8—9）回答了布克的批评，他指出等形性和类比在科学中极其重要，若无类比，科学就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点上很清楚，争论已转变为关于解释本身的哲学争论。例如，亨普尔属于演绎预测学派（前文，第 22—23 页），他借助系统模型来为反对某种解释方式争辩；但是另一些人，如沃克曼（1964），则大概会完全或部分地支持借助等形性和类比来回答问题（前文，187 页）。这种争论本质上是不会有结果的，除非根据我们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对普通系统论所采取的特殊态度，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信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哲学，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映象”，正如库恩（1962）称呼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普通系统论的优点不能说服人们。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大概是由博尔丁（1964）发展的那些；他力图证明采纳普通系统论为一种观点

——一种基本的工作假设——的好处，因为它打开了学科之间交流的通道（多数人会把这看成一件好事），它用统一的眼光提供了科学努力，它为系统阐述我们向周围复杂世界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概念框架。然而象任何哲学一样，普通系统论也有其危险。错误类比的危险是非常固执的—

—博尔丁（1964，36）认为对此的医治法“不是不类比而是正确类比”。确实，普通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结构的很深刻的先验模型。有很多人都抵制这个先验模型，尤其是如果假设它排斥其它可能的模型时。然而即使我们采纳普通系统论作为一种先验模型，我们也需要观测支配所有这类先验模型在真实世界中应用的方法论规则。关于系统分析已作的好多工作——尤其是关于等形性和同形性问题所作的工作——有助于明确系统模型在真实情况中的应用。此外，系统结构的方法论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准则，来评价可在多大程度上用一个系统来模拟另一个系统。

所有支持普通系统论的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大概是通过研究成果、新的认识等等，把它的效用积极地表现出来。这里，冯·贝塔郎费的思想看来还不够丰富。科学中还没有广泛地采纳普通系统论（虽然在某些地理学者的圈子中它显然很时髦），在成果方面它还没有多大收获。但是十分类似普通系统论的运动无疑已产生很多成果。跨学科研究的强大潮流——尤其是社会科学中更加统一的趋势（以库恩（1966）的方法为代表）——与普通系统论有许多共同一致的地方。同样，阿科夫（1964）注意到运筹研究技术——例如存储控制理论和排队论——提供了具有系统方向和多学科间特征的基本理论。在生物学里，科斯特勒（1965）设想的黑箱一白箱转换已非常有用了，并显示出作为一种解释方法模式的系统模拟的功效；而控制论也抓住这种转换的优势，为自动装置发展了精致的控制系统。系统分析比之较为传统的科学方法，在应用上具有远为广泛的现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分析本身就显然为我们提供了最尖端的解释和认识方法模式。

系统分析、一般系统理论和普通系统论在科学研究中是比较新的发展方向，其交流过程中若无含糊性、无混淆、无误解，无失误是不可思议的。在地理学或任何其它学科里，关于系统分析的争论中，重要的是要弄清我们所批评的概念的准确性质，普通系统论可能会如奇泽姆（1967）所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若由此而推断一般系统理论并不相干，或推断将开放系统

热力学概念应用于地貌过程（如乔利（1962）那样）是不可能或误入歧途，则是愚蠢的。

所有各别的问题都必须如此对待。无论我们的哲学见解是什么，在方法论上，系统概念对发展充分的解释都是绝对重要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们放弃了系统概念，就是放弃了已创造出来获得所面临的关于周围复杂世界问题满意答案的最有力工具。

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在地理学中应用系统分析或系统概念，而在于考察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应用这种概念和这种分析方式。在方法论分析以及经验研究和经验调查两方面，对此仍有好多事情要做。本章已力图为系统概念的方法论分析提供一个基础，并希望这种分析在将系统分析技术应用来指导经验探究时，将起防止错误论争和错误推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