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生概念

派生概念分为两种类型。一方面，有那些在地理学中本来就提出的概念，但是它们又成功地归纳入某些别的学科的概念；另一方面，有那些直接来自某些别的学科的概念，因为它们在解释地理现象上显示出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难以说清这两类概念的区别。一个发展了的固有的极为含混的概念，可以参考来自某一其他学科的有关概念而明晰起来。因此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一区别。

派生概念的运用可以包括“消化”来自另一学科的某一理论结构。自从地理学家长期关注空间组织的某一方面以来，这就意味着对空间或区域范围中某一其他学科理论的精心改造。这样的改造决非轻而易举，而且经常产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派生于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来说明这一过程。

经济学概念经常被作为地理学理论的基础而运用。经济学在所发展的形式理论上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成功的（即使这一理论的经验性公开被怀疑）。有趣的是这一理论大部分衍生于经济学“性质”的一个简单定义。根据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75）所说：

经济学所关心的是以有选择的方法来处理数量不足的货物。这是我们的基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我们能够推导出现代价格理论的整个复杂结构⋯⋯。根据分析，经济学证明是来自时间、物质短缺的基本概念的一系列推论。

这一定义的充分性和经济学理论的详尽阐述与我们无关，但经济学的许

多基本原理和定理被吸收进地理学理论中。特别是整个区位理论，它“特别与地理学中理论推导方法的发展有关”（国家科学院，1965，4），可以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在这里不必引证大量的例子了，但是只详细研究一种实例是很有意义的。

中心地理论经常被描绘成“理论经济地理学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伯顿，1963， 159）。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克里斯塔勒（1966）在 1933 年奠定的。充分摘录他的基本设想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相信聚落地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很明显，对于城镇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产生，对于城镇能够提供的事物，必然存在一种需求。因而，对于城镇的生存，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聚落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与经济地理学一样，如果它要解释城镇的特性，它就必须运用经济学理论。如果现在有经济学理论定律，那么也会有聚落地理学定律——特殊性质的经济学定律，我们称它为特定的经济一地理定律。

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克里斯塔勒运用基本需求分析来确定一个重要的

空间概念——货物的极限，这与其他经济学论证结合起来，使克里斯塔勒确定了聚落等级“最佳”的空间组织。克里斯塔勒没有借助于形式演绎程序，也没有发展聚落位置的形式理论。廖什（1954）把聚落位置当作一般区位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他的分析牢固地建立在张伯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

给予了克里斯塔勒的聚落理论以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廖什的处理半是形式化，半为直观的。伊萨德（1956）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及地理学家（参看贝里和普雷特所编的文献目录，1961）以后对理论进行了精心修改，这有助于使理论证据紧凑和指明理论的经验性。问题也产生于精确的几何学形式，而这是逻辑发展的廖什中心地体系应该设想到的。达赛（1965 A；1966 A）提出了概率中心地体系的几何学形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聚落系统的空间结构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将理论结构的脉络追溯到空间体系假设的几何学形式。在这一论证中井非所有的联系都是完善的，理论的形式结构肯定还要大大完善，但理论结构的轮廓大至如此。

中心地理论提供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用以说明地理学理论如何可以派生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种基本原理的存在，对于理论人文地理学的出现无疑是一重要的必要条件。伯顿（1963，159）因而指出：“经济地理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提炼和修改合适的经济学理论。”这样的派生观点带来一些不良后果。特别是它意味着对地理学问题的解决要有待于经济学有关分支的发展。看起来这对经济学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想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派生出地理学理论时，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也被引进来建立地理学理论。人文地理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地理模式是“在不同时间内因为通常很不相同的原因而作出的大量个人决策”（哈维，1966 A ，370）的最终结果，并且有必要在解释这些模式上采用一些心理学概念。

白吕纳（1920，605）在 1912 年写道：

地理学评论不以观察的事实本身为满足，必须分清自然作用和一般心理作用，对于它们影响到人类所造成的现象，对于它们使人服从一定的本能或传统的意图，寻求满足一定的需要⋯⋯更不容忘掉⋯⋯地理因素对人类的心理影响，是与人类自己的欲望、需要和好奇心成正比例的——这是一种微妙复杂的因素，它必然要盛行于人文地理学研究之中。

在 1949 年，苏尔（1963，360）写道：

文化区域作为一种具有生活方式的社会，因而生长在一种特殊的“土壤”或家园上，是一种历史和地理的表现。它的生活方式⋯⋯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它的追求并把它所花费的努力降到最低限度。这或许就是对环境的适应所包涵的意义。

在 1964 年，沃尔琅特（1964，558）谈到瑞典中部的农民：

空间满足者的概念表现出在描述上更为精确的抽样人口的行为模型，胜过“经济人” 的标准概念、个人是适应性地或趋向性地合理，而不是无限地合理。

这三位作者都介绍了满足的概念。白吕纳和沃尔珀特站在个人的角度，

而苏尔则从文化的角度介绍。白吕纳运用这一观念以反对环境论学派的观点，这一观点主张人机械地响应他的环境。沃尔珀特用同一观念来反对决策中的一种类似的机械论观点——但在这一情况中，它是“经济人”的“最佳” 反响。这三位作者所指的是同一心理学概念，如果不参照心理学家的工作就难以阐明。

因此白吕纳参照柏格森，沃尔琅特参照西蒙。参照人类行为如何来确定和应用满足的概念还不完全清楚。这一概念包括一大批大相径庭的心理学观念。卡特斯（1962），古尔德釉沙阿里林（1966）

因此选择了强调感知的环境（相对于实际环境）作为行动空间，在其中个人做出他们的决策。沃尔珀特（1965）利用行动空间来讨论迁移行为。其他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刺激- 反应机械论，以此作为描述的手段，而戈里吉

（1967）采用了一种随机的学习模型来描述相互渗透的市场区域的出现。上文（第 116—1l7 页）讨论了经济学原理完全可以简化为心学理原理的

特殊情况，如果事实如此，将会相应地影响人文地理学。而地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定直接联系正在显现出来。据此我们可得出结论：（i）在地理模式创立中，关于个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的传统观念可以参照心理学文献而鲜明起来；（ii）心理学原理（尤其是行为原理）可以由地理学家直接采用而受益；（iii）由实验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大部分仅适用于非常简单的实验情况，因此理论不能满足地理学家的所有要求。

根据社会学原理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扩散的研究——早在 1891 年就为拉采尔所大大发展，随后又经许多地理学家精心修改加工（参看布朗的评论，1965；及哈维，1967A）——利用了大量社会学文献

（罗杰斯，1962），更不用说所接受的来自人类学、考古学、流行病学等等的促进因素。关于在人口中信息的空间扩散，哈格斯特兰（1953）与多德的

（1950，1953）论述具有普遍的相似性，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论述看来是独立地完成的。传统的地理学概念又可以参照一些其他学科的概念而变得鲜明起来，并能引进新概念。

物理学原理在自然地理学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在地理研究的所有方面，自然地理学在某些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上具有最坚实的基础，因此其概念可被确认为是物理学原理的派生物。物理学和化学比其他学科具有更高的理论精深程度，且比任何一闩社会科学具有更健全的经验性，所以我们能够认为自然地理学比人文地理学具有更健全的基本概念。

沙漠侵蚀（巴格诺尔德，1941）、海岸侵蚀（金，1961），冰川侵蚀（奈伊，1952）的研究工作大部分都直接运用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物理学已知关系。施爱迪格（1961）企图从这样的原理开始总结出纯理论地貌学。巴里

（1967）同样地把气象学的工作与物理学原理联系起来，而有关土壤形成、风化过程等等都参照化学和生物学的概念。事实上自然地理学中任何有关过程的研究工作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各种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但在一些情况下很难达到综合，这仅仅是由于推导（如根据物理学原理对地貌过程进行推导）具有技术上的很大困难——确实经常表明难以解决。还值得指出的是地貌学中的许多概念，尤其是那些在 19 世纪形成的概念（乔利等， 1964）得到固有的发展，并成功地简化成物理学定律的特殊例子。一些概念加坡度，这样完整的过程很明显地并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自然地理学中大量研究并不直接与过程有关，只是与空间模式、形态测量学，最重要的是通过大量活动与发生形态学产生联系。地貌学中的戴维斯体系在后一种中特别重要，因为它指出对景观形态的透彻解释在于“构造、过程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戴维斯体系实际应用的问题是“假定我们了解了包括在地表形态发展中的过程。不了解也好，了解也好，实际我们对它们发展的一般过程一无所知。”（摘自伍尔德里奇，1951，167）伍尔德里奇（1951，166）认为“地貌学包括了或应当包括地表形态的比较研究和与形态形成有关的过程的分析性研究。”C. A. M. 金（1966，328）同样把形态测量方法说成是“在景观的各种属性之间建立基本的经验性关系的一种客观的方法”，但又指出，“这种分析是景观演化理论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关系的重要性。”如金后来指出的，解释和理论必须依靠对过程的了解，在这一点上，物理学原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地貌学家虽

然可以不特别参照过程而企图进行研究，但现在看起来这是地貌学解释的一个关键。

很清楚，解释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物理学理论基础之上。

通过探讨地理学概念和其他许多学科中所发展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例子可以加以扩展。但它们就足以说明，许多概念的应用，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可以取自一些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或简化之，这一论证的真理产生了许多问题。

布鲁克菲尔德（1964）对伯克利学派的批评总的来说没有获得解释的深度，没能够促使这些解释跨越学科间的界线。这样的探讨远非轻而易举，而且还可能使地理学家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一知半解所作的肤浅解释的“知识的时髦”形式之中。德文斯和格拉克曼（1964）在他们的著作《封闭的系统和开放的心灵》中恳求他们的人类学家朋友谨慎地培养知识的朴实性。这包括确定他们学科的领域和寻求在这一领域内能够提供的解释，同时不要把所提出的有关解释保持一定谦虚。主张知识的朴实性源自反对简化主义的愿望，但更多地源自对涉猎于非专业性的交叉学科而产生的危险的认识。他们得出结论（第 261 页）：

不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可以是不同的领域，侵犯这些领域的边缘地带除非是天才，否则有风险⋯⋯。一位社会科学家或人文科学家研究他的非专业学科或许有好处，但未经训练和没有掌握适宜的技术就去实践它们是危险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掌握其他学科知识到何种程度才能创立

地理学理论？我们是否只要像应用物理学家或区域计量经济学家那样就行了吗？如果是这样，是否就意味着地理学作为一门生存的科学学科的最后分解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在对地理学理论建立于具上的概念的探讨中，跨越学科间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以上问题。它包括对别的学科提出的概念和原理的准确理解以及时推导结果的理解。它不必去确切理解推导过程。因此一位气象学家可以充分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进行工作，而不必了解这一定律是如何推导出来的。但下面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定律的经验性。例如我们确实应该认识到理论经济学的定律和物理学定律具有完全不同的经验性。因而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中心地体系的地理学理论，和以物理学原理为基础的坡面发育理论就具有完全不同的经验性。

其次，任何单一学科要反对科学中总体综合的压力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意义来说，如果特别是地理学消失了就不足为奇，因为同样的命运也肯定会落在其他许多学科头上，正如赫胥黎（1963，8）所指出：

我们必须设想有共同的方法和术语的联合研究体系来代替每一门有其假说、方法论和专有名词的学科，最后，一切都会在探索的理解过程中联系起来。

如果只是在知识的全面发展和顽固地坚持学科界线之间作一选择，那么

我们选择哪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在假定与其他学科有关的派生观点上，没有必要谈及知识等级的高低。如果我们做一有限的观察；地理学的唯一活动就是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原理中推导出空间模式或形态，那么，很快就会说明这一活动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技术和概念问题，而解决问题则需要相当的学识能力。例如达赛

（1965 A；1966A）对中心地学说的几何学表达就需要相当多的专门技术知识。在某些方面，足可以证明地理学家在从一套原理中推导出空间的结果比

其他学科创立这些原理时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把地理研究说成是次一级知识，毫无疑问，仅仅是因为作为其研究基础的基本原理是派生的。

最后一点，虽然一门学科最终还要凭借派生概念，但它应该在促进派生概念的公式化上起一份重要作用。例如天文学的解释必须紧紧依靠物理学理论和原理，但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天文学给物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已使对物理学本身以其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作了根本修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或许地理学中我们的“孤立主义”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我们没有向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但总的来说，我们未能够在地理学中发展向其他学科已接受的理论挑战性的假说和概念。

所有这些评论都假定地理学家总的来说没有提出为解释而用的令人满意的原生概念，现在需要考虑这样的原生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