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哲学、方法论与解释第一章 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考虑下列陈述：

地理学着重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

像这样一个陈述，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地理学领域的一个适当定义。其他人可表示异议，并建议几个另外的定义。我的本意并不是来为这个陈述辩护。我所愿望的仅是分析它的形式。对这个陈述稍加检查，就能发现它可以剖为两半。前面的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研究现象，特别是涉及了描述和解释两道工序。陈述的后面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什么；它确定了描述和解释这两道工序应当用于什么对象和事件的范围。对本书说来， 这种差别是根本的，它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以详尽地考察它作为开始。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陈述的后半部指为地理研究的目标或实质性对象，前半部指为研究的方法。

选择以“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为地理研究的任务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询问我们如何来驳斥它，是饶有兴味的。例如，我们不能表示它在逻辑上是无力的，在逻辑上不前后一贯，或在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以这种方式论， 可能涉及几个重复的任务，但我们在这儿所讲的特殊任务并不包含任何内在的矛盾。我们可能辩称它不值得作为一个任务，因为它过于空泛，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或是它不符合大多数地理学家在从事某些实质性研究时所树立的任务。我们可以辩论，认为任务在逻辑上规定了研究的一种程序，这在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因此任务是不健全的。但不论我们可能作出什么样合乎逻辑的辩论，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可以辩论到终了的唯一根据，任务是信念的根据。作为个体来说，我们具有价值。这些价值的确和我们生息和工作其间的社会分不开的，再从较狭范围来说，它们不太可能与我们所接触和互相影响的其他地理学家独立开来。引导我们到所领受任务的这些价值是值得的。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可就“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作为研究的一项有价值的任务进行辩论，我们甚至可以充分参照社会价值，井证明这个特殊任务和当前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的流行价值是不相称的，例如，对一个悉心研究规划问题的社会地理学家来说，比起“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来，还是以“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作为地理研究的任务合适。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于他的社会良心， 指出加尔各答街头的饥荒和悲惨境况，以此来设法转变他，使他认识到地理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绪，使他踯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 我们只能以这类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

我们研究的任务建立于其上的信念，形成我们的哲学，形成我们个人的生命观和生活观。所以，通常将地理学工作中这些信念的表示指定为地理学的哲学。这类哲学有许多种。每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理学性质的鲜明观点。这类哲学国与国不同，随集团而不同，亦因时而异。有人认为这些形形色色

的哲学是人身上隐藏的、渗透的某些态度的模糊表达，它们形成了地理学的本质。真实的地理著作就这样被认为是基本的地理学的某种朦胧表示，这和柏拉图认为知觉经验是外界“本质”的某种朦胧表示有点属于同一方式。讨论地理学形形色色的哲学，或是探讨它们如何才能得到综合，这些不是我的目的，我们现在目的的要点是说明这些哲学是仰赖于信念，并且说明虽然我们可以分析它们来确定一致性和连贯性，然而离开了它们的基础，我们便不能分析。

我们已经表明了地理学这类哲学的主观基础，就应当考虑利用这类哲学。除非有某种任务，否则所有的分析是空泛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任务不可能简单他说明，它可能心会而不能言传，它甚至可能是非常模糊的，但如果连研究什么的概念也没有，就将没有地理学或任何某种知识，只有为数学体系和逻辑建筑起来的运算所提供的空洞的分析性理解。所以，没有某种任务，我们就不能行进，而限定一项任务，虽是临时地，却等于为地理学本身假定了一个某种哲学地位。所以有关哲学的信念或地理学的性质，对于从事实质性的地理工作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本章开头陈述的后半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组任务，一组信念，我们可以用它作为研究的基础。我们或者接受它， 或者另外去找在某些方面我们认为更为合适的任务。

陈述的前半部分提到了描述和解释。当我们用描述这一名词时，我们常用来指某种认识性描述。我们并不以信手写来的描述事件为满足。我们设法使描述显得首尾一贯，使之合理和符合实际，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驾驭描述的辞句，使我们理解的一种状态得以再现。要在我们所谓的认识性描述和解释之间加以区别，现在证明是困难的。实际上，近代分析认为，认识性描述和解释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的不同。后者更明显地着重于相互联系的分析，而前者倾向于表示这类联系的必需而已。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描述与解释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关系不大，因为此后的考虑，对于它们是分是合都同样适用。为着方便起见，所以将在解释的宽泛标题之下，把它们总括在一起。

这就有兴味地提出询问，既然我们注重的是任务，如何为一项特殊的解释辩护？关于解释，我们有逻辑根据为之辩护，这是清楚的。我们能断言在逻辑上不健全，断言不能从前提中推导出逻辑性结论，或是在论证上逻辑有些前后不一致而使解释没有意义。所以，解释为一项至关重要的逻辑程序， 井能经受深刻的逻辑分析。关于解释确有几个问题不能离开哲学信念而独立解决——证实和确认是首要的例子。尽管如此，我们在考虑它的哲学支持感到烦恼之前，还是可理直气壮地坚持认为一个解释在逻辑上应当是健全的。加深我们对健全解释的逻辑的理解，现在已成为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特别是逻辑实证论者和科学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虽然他们确实没有专心致志于此，但从近五十年来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看来，他们企图树立准则，根据它们，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特殊的解释论证究竟是否健全。在提出解释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类准则，并力求证明至少我们提出的解释是和它们一致的。

在我看来，地理学方法论者的任务是考虑把这类准则应用于地理现象的解释。所以方法论者关心的是“证明的逻辑”，而不是我们对地理学性质的信念的哲学支持。所以哲学家和方法论者的任务很不相同。前者关心的是理论思索和价值判断，以及什么值得和什么不值得的内心质疑。后者主要关心

解释的逻辑，和保证我们的论证是严格的，推论是合理的，以及我们的方法内在联系是前后一贯的。

对本书来说，哲学家和方法论者活动的区别是绝对重要的。总之，本书着重的是方法论，而不是哲学。所以，基本内容是完善准则，使它和地理学中的解释一起发展，并分析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此来保证健全和前后一贯的解释。自然，强调方法论一半是出于个人偏好，但一半也是一种反作用，反对在地理论文中流行讨论哲学问题而对方法论问题很少一顾，或者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哲学和方法论混杂起来，以致很难辨别孰为何者。我的感觉，涉及到地理学思想基础的文献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理论性的，并且在风格上是哲学的。自然，这点本身没有错。但从许多例子看来，好像思考的能力总为特殊的方法论观点所约束，这些观点经过分析，证明是不必要的，或者简直就不健全。毫无疑问，现在方法论和哲学互相作用。它们彼此不能分离。但总的说来，我们误解了相互作用的性质，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最好考虑后面各章各处所提到的一种差别来说明。这种差别存

在于为某种分析方式假定一个哲学地位和一个方法论地位之间。方法论者可以采用某种分析方式，因为它方便和有效，因为他需要工作起来有效。例如， 他可以采用一个确定性的或一个随机性的模型来检验某几组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反之，哲学家可采用一种分析方式，因为他相信这是用来检验一组特殊的相互作用的唯一合适方式。例如，由于相信自由意志论，他可以避开确定性的模型和确定性的因果语言，而坚信在自由意志论的基本前提之下，唯一合适的语言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基本语言（例如概率理论）。必须指出， 采用一种方法论立场并不是必需采用一种相应的哲学观点，例如，拉普拉斯相信现象的世界是一个确定了的世界，所以他是一个哲学的决定论旨。然而他能发展概率的运算作为一种方便的方法，强调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为了使对某种类型的现象分析行得通，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近似方法。因为我们用了一种概率的模型，我们就无需采用一种哲学的不确定性观点。在这方面，方法论和哲学二者的立场彼此是极为不同的。在地理文献中，这一差别常不被理解。例如时常认为一种特殊方法的利用，如因果分析，就必须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观点，例如哲学的决定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从一种方法论立场来支持一种哲学观点。在其他方向上，这个关系反而接近一点。除非我们能够发现不采用这种立场的巧妙托辞，才能假定一种哲学立场就必须是某种方法论立场。除非他们像拉普拉斯那样承认其他某一分析方式是一种便利的接近，哲学的决定论者总是绝对地倾向于利用分析的决定方式。所以， 在这里，即使保持严格的哲学立场，仍可能采用一种灵活的方法论。

方法论和哲学之间的差别对我们十分有用。例如，它允许我们在重大的研究中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略而无需把我们自己束缚于某种相异的哲学，它允许我们保持一种特殊的哲学而无需拘泥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方法论和哲学的明确分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灵活的战略来解决实质性问题。它意味着每种方法在为我所用上是开放的，只要这种利用在各种情况下是合理的，我们就可证明这一点。因此：说明一个特殊的分析方式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是适合的；详细说明运用一种特殊的技术所需的种种假定；阐明分析必须道循的形式，如果分析本身是严格的和逻辑上合理的话，这些都是方法论分析的重大任务之一。所有这些都能独立于哲学来完成。

不过，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和方法论容易发生相

互作用之点。我们已经提出没有某种任务的地理学是无益的。我们将在下面各章中看到大多数方法脱离了任务和目的以后就不能作出评价。我们也将看到构筑理论——其本身在解释的全部程序中是一个关键要素——高度依赖于纯理论的任务，而地理学家已为他们自己规定了这些任务。有些哲学家，如极为多种多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知识和理解能够离开哲学的前提而发展。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已得不到普遍支持，因为这样一种极端形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已证明是无益的。方法论没有了哲学就毫无意义。我们对于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综合不在这儿尝试，因为我们希望在完成这个功绩之前，单独对方法论的问题必需有更为充分的理解。虽然，本书的重点主要在于方法论的问题，但我们有理由在几个地方要讨论到涉及地理学性质的重要哲学问题。然而主要目的是将分别出本质是逻辑的分析方面和视哲学前提而定的方面。我深信惟有分离开这些不同方面，我们才能建立起健全的方法论和健全的地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