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中的度量

前面几节中，我们一直集中注意一些度量过程里固有的方法论问题。在地理学研究的若干方面，这些问题可能大不相干，这倒不是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由于已经设计出处理它们的适当方法。对用以解决调查中度量问题的方法，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论。因此，在地理研究的多数传统领域中，已有了很成熟的度量方法。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重点已有迅速改变的人文地理学里，还没有产生出这样的常规方法。在对区位行为方面——空间感知研究（古尔德，1966，洛温撤尔，1966；唐斯，1968）、区位行为（普雷特， 1967）、环境感知（卡特斯，1962；沙阿里休，1966）等等的兴趣正在增涨的情况下，清楚地认识我们度量所依赖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不可否认，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度量方法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这部分归因于涉及到度量“想象”、“价值”、“满足”、“效用”等所固有的困难，但也归因于不能抓住基本方法论问题。所以，通过再谈谈度量地方效用（见前文，第 377—378

页）的问题，来结束关于度量的这一节是合适的。

对于度量地方效用，已设计了很多度量方法。但我们不考查其全部，也不设计新度量方法，便利的办法是只提出一个模型并考查其有效性。所以得考虑以下模型。开始时，我们在一个城市里挑选居住状况相对一致的八个区域。让我们假定这些区域可以识别，我们还可赋予它们名称，如“怀特奥克”、“克里夫顿”、“切尔西”等。然后我们通过某种特别方法从居住在该城的人口中选出一组样本，要求他们按照对居住在那八个区域的优先选择，将给他们的八个地名排序。这样一种模型会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明白他说，这个模型只给我们一种对促动因素的反应。托格逊（1958， 46）提出三个可使我们提出这种模型的方法：

主体中心方法，这种方法中，反应的变化归因于不同的个人（即我们是在度量关于各地方每个个人的效用）。
促动因素中心方法或判断方法：这种方法中，反应的变化归因于促动因素的变化（即我们是在度量各人所看到的地方效用）。
反应方法，这种方法中，反应的变化既归因于促动因素，也归因于不同个人（即我们是在度量地方效用和各人的效用标度的一种混合物）。反应方法大概最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混合了两种大不相同的事物。但是

正如我们的模型所表明的，它显然在此之列。现在有可能利用抽样设计将这种模型转换为判断模型。例如，假设我们知道关于备效用标度的关键变量是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通过将样本分成具有一致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阶层，我们就能抑制住大型度量中各人效用标度的变化，因而能得到地方效用的度量。现在让我们追随这一特定方法。

我们肯定了正在标度的是促动因素而不是标度人。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促动因素实际上表示什么？人们实际上是如何排列它们的？促动因素包括一系列地名，反应直接与这些地名有关。只要能充分作出某些假设，我们就可继续陈述地方效用（我们在这里卷入了构想证实）。考虑一下人们可能按以下原因来排列地名次序：

一些地名比另一些好听——这样人们会固执地给“克里夫顿”的评价高于“科尔皮特赫斯（意即煤坑荒地——泽者）”，仅仅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地名更好听。
对于要求人们排列的地方，他们可能掌握不等量的信息，于是排序的变化，可能部分坤度量出人们掌握信息的变化。在人们掌握的信息量为零的情况下，使用顺序标度就不合适，而部分顺序标度就较好。
人们对各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图像”（因为名声，以及其他难以确定的因素），他们会只依据这些图像来将那些地方排序。

（iV）他们可能根据命名区域中的实际居住状况，以及他们对这些居住状况的偏好来给地方排序。

可能影响结果的原因还不只这四个，这四个原因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其结果，我们对提出的促动因素并不掌握任何很有效的控制手段，我们也不能保证得到的结果是真实的度量。如果我们再把这些困难与和人口可变性有关的困难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所提出的度量有效性是很困难的，确定误差也同样是极其困难的。的确，很多这样的困难，可以通过稳妥的抽样步骤来部分克服，这些步骤将在 19 章中考查。

从这种例子中可能会得出这样的议论；不要追求度量这个怪物，我们应当完全放弃度量的打算。确实还存在采纳这种劝告的正当理由，但引起兴趣的事情是：为了有效的度量，我们需要对必要的控制手段和必然产生的误差作深入分析的认识和充分的思考。度量自身不会是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为了追求这个结果，我们将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而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将大大促进我们的认识。然而这完全取决于对度量性质和原理的充分理解。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简直就会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