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到春秋末期的人口发展

我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二百多万年以前，远古人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生活资料十分匮乏，原始人类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饥饿、寒冷、疾病、死亡经常威胁着先民，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很高，人口平均寿命很低。

① 司马迁：《史记》卷 2。

② 《国语·周语》上。

采集经济的高度发展孕育了原始农业，狩猎经济长期经验的积累，使人们知道动物的驯养。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原始经济中这两者都已具备。随着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制造精细骨器、陶器的手工业出现了，在社会生产中出现了第三个部门，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比以往更加丰富了。距今 5000 年左右以前，黄河流域各民族相继从母系制氏族社会进入父系制氏族社会。

据对黄河流域大量考古遗址的研究可以看到，前仰韶期聚落分布稀疏，人口密度极小；聚落全都分布于中等高度的山地，以及山地和平原（盆地）相接的山麓地带，沿地表水分布；聚落规模以 80—200 人较常见；定居仅相对稳定，迁徙有一定的频繁度。仰韶期人口有所增加，最大的聚居区可在不大的地域范围内集聚 6 万人以上，较具代表性的聚落人口在 80—600 人；聚

落分布已到达黄河流域的绝大多数地方；有较大规模的聚落出现，但以 1—6 万 M² 较小型聚落最普遍；定居已相当稳定，但整个聚落迁徙的事仍有发生。龙山期聚落规模普遍较仰韶期小，以 1—5 万 M² 为较多，不足 1 万 M² 的小聚落大增；人口不足 100 人的小聚落数量增加将近 1/3，但仍以 80—100 人的

聚落为多；聚落使用年限又有缩短趋势，表现为文化层不足 1 米的遗址增加；由于种种原因，龙山期聚落迁徙频度可能增大了。①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从前仰韶期经仰韶期到龙山期，考古材料所揭示的聚落规模和聚落人口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找到任何具有计量意义的人口数字，但我们从定性的分析中可以获得这么一个印象：原始社会后期的人口比前期有了一个较大的增长。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多，原始氏族公社瓦解，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夏、商、周三代是延续了 16 个世纪的奴隶制社会。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自夏到周农业劳动生产提高一倍。

②在黄河流域土层深厚疏松，气候温和，适宜于人类的原始开发，使这里成为

我国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在一定历史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来可以促进人口增殖，但奴隶制国家生产力水平仍不高，奴隶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奴隶被奴隶主任意杀害或殉葬，奴隶主之间频繁的征战攻伐，这些因素又遏制着人口的发展。

这一时期没有确切的人口资料，只有皇甫谧《帝王世纪》的材料，一些人口资料保留在梁刘昭《续汉书·郡国志》的注中，它们是依据先秦、秦汉典籍中有关材料推算估计成的，并无真正的史料价值，至多给我们定性分析作一个参考而已。《帝王世纪》认为，夏禹时（约公元前 2100 年）为 13， 553，923 人；西周初年周公相成王时（约公元前 1063—1062 年）为 13，714，

923 人；春秋初期周庄王 13 年（公元前 684 年）为 11，847，000 人。据今人研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春秋时人口为“一千五百万”；杨宽在《战国史》中提出“春秋战国间”人口为“二千万左右”，以上数据兹作参考。至于有人认为春秋后期人口已达七千万到一亿之间，似乎看法有失偏颇。①

① 王妙发：黄河流域的史前聚落，《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

② 郑绍昌：秦以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初步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1 期，1985 年。

① 尚志发：春秋后期人口新证，《求是学刊》，第 2 期，1984 年。

综上所述，从远古到春秋人口发展有以下特点：1.这一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数量增长十分缓慢。据估计整个奴隶制时代我国人口平均递增率为 0.25‰。②2.由于地区经济开发差异极大，人口地域分布极不平衡，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如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带人口增殖快，数量相对集中。诚如司马迁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候所聚会。”③而其它一些地区开发，有的仍十分不充分，如江汉地区仍是处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④的原始开发状态，人口仍十分稀少。3.随着耕作水平提高，定居农业聚落增多，在龙山文化后期，围以“城墙”的聚落出现，孕育了早期城市。西周或春秋初期已有 2 万人上下的城市⑤。至春秋时城市兴起、发展已达

到一定数量和规模。出于军事防御的原因，春秋筑城记录至少有 78 次。⑥春秋二百余年中，依 Wheatley 估计城邑数字比西周时增加 375 个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