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体裁和编写原则

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世界各国和我国过去历史上各个时期，曾经采用过不同的体裁。例如，清末和民国初年，有些课本曾采用过以人物为主的传记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更方便于广大劳动人民阅读和学习，历史课本还曾使用过史话体。有些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在他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采用过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的以社会文化生活为主的文化史写法。我国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的是通史章节体裁的写法。这种体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这样写法，比较有利于学生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历史知识，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通史章节体裁的教科书，在结构上，一般是由编、章、节、子目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政治、经济、民族、对外关系、文化等几大块分别予以叙述的。此外，还加有必要的注释、习题、大事年表和历史插图、历史地图等。这些辅助的部分，其目的都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教科书内容本身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对每一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写组，都为其制订了相应的编写原则。比如，1956 年，编者曾写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①一文发表。文中，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原则，和当时学术界争论的某些重大问题，就九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解释。比如，提出了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暂时采用郭沫若的说法，把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 475 年，定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比如，根据大纲提到的“我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阐述了在教材中如何具体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一些原则。另外，还提出了如何确定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线索和怎样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史之间的联系，如何培养民族自尊心，以及中外历史的关联问题，历史教科书的具体编写方法，等等。这些问题的阐述，对于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无疑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其影响可以说一直延及到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中有许多的理论问题被搞得十分混乱，诸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等，颠倒了历史，歪曲了史实，这就需要在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工作。因此，在 1977 年下半年，中央指示重新编出一套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教育部组织的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历史编写组，便就当时史学理论方面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而实事求是的讨论，然后确定了几条编写原则，作为新教材编写中的指导。这些问题，包括：关于儒法斗争，明确儒、法两家只是战国“百家争鸣”的组成部分，战国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人物思想上的斗争，不称儒法斗争；承认历代农民战争后迫使封建地主阶级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调整统治政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战争内部的斗争，摒弃路线斗争的提法，等等。

① 《历史教学》1956 年第 7 期。

一般来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方面，除上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原则，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意见，需要遵循而外，还有下面几条原则需要注意：

第一，要注意历史教材的政治性。一是在评价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上，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二是在一些涉及国家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时，一定要和国家的政策相吻合，决不可出现相悖的情况。因为我国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带有统编性质，关系到全国数以亿计的青少年树立革命的观点和得到正确的知识，因此在其编写时尤宜慎重。比如，我国民族关系问题。在上述 195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几个原则问题”中，曾特别强调了“贯彻民族政策。”我国是一个从历史上长久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点决定了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把我国历史写成一部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在对待历史上各民族复杂的关系时，决不可厚此薄彼，尤其不可以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这里还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如何评价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以及怎样公正地评价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对我国悠久文明的贡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凡此种种，现行历史教科书在处理时，都坚持认为：凡是在我国现在国境内生活和居住的 56 个民族，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历史，包括那些在历史上曾存在过而现在已经融合了的民族（如匈奴、契丹等等）也是一样。这些民族，不论是汉族或其它民族，都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中国和“外国”的战争，而是我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是和非的区别，而不可以称之为“侵略”和“反侵略”。这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有本质的区别。也正由于这一原因，课本主张只把代表整个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称为“民族英雄”，而不把我国内部各民族间战争中的一方将领称做“民族英雄”。教科书对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汉族历史同等重视，对汉族以外的各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同样给予肯定和赞扬，如对北魏孝文帝、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都是如此。除民族问题外，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外交政策和关于国际一些重大问题的历史内容，课本也都持慎重态度，其观点和目前国家的政策相一致。

第二，保证历史课本的科学性。这里包括怎样把当前史学界、考古学界和其它学术界的一些最新成果吸收到教材中的问题。历史课本要对学术界和考古学界的新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反映。例如，关于元谋猿人，关于河姆渡文化，关于战国随县编钟，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关于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等等，都是属于近年来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成果，在 50 年代的课本里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在现行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涉及到了。对于学术研究上的新进展，课本也尽量地将其反映到相应的章节中。例如，近年来对孔子的评价，对老子和庄子的评价，对董仲舒的评价，都有许多新的不同于传统的见解。有的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了加强历史课本的科学性，这些正确合理的对于历史人物的新评价，也必然应当反映到历史课本中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 1978 年使用以来，前后已作过三次比较大的修改，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适应学术界的新形势，尽量地将学术上的新成果反映出来。此外，还有一些属于沿袭的谬误，在新编或修改课本时，为编写者所发现，或在征求意见中，被历史教师或史学界所指出，也是需要及时地作出必要的

修改。比如，过去都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是在史料上却只有“尝胆”的记载，而无“卧薪”之说。卧薪尝胆合为成语，系北宋苏轼文章和明清文人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的误传。新编 1978 年版课本时，经过编书者的认真考订，把这一历史谬误改正了过来。再如，唐末王仙芝起义的始年和明末农民起义的始年，曾在先前的历史课本中各误为公元 874 年和 1627 年，现经过史实考订分别改为公元 875 年和 1628 年等等。上述种种，都说明编写历史教科书，态度一定要认真严肃，不能马虎疏忽，也不能人云亦云，要讲究准确，讲究科学性。

第三，中学历史课本编写时还应当讲究可读性。因为目前历史主要是在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开设。对初一的年纪比较小的学生来说，接受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难度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结合他们的特点，进行教材的编写。怎样做到使教材能够吸引启发他们爱学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1）在选材方面，尽可能选取一些故事性强的历史实例，来说明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比如，用殷纣王使用“炮烙之刑”来说明奴隶制的残酷；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例子，来说明班超的勇敢；用拒绝“卖论取官”的对话来表明南朝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崇高的品格，等等。（2）在语言方面，尽量做到简洁，头绪清楚，避免用理论性强的难懂的语言，避免发长篇大论，而是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感染学生，教育学生。比如，秦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课文中只是重点评述这次起义的：“革命首创精神”，用了短短六句话简要地概括了它的历史意义。

（3）为了加强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和增加他们在考古文物方面的知识，课本安排了较多的文物、古迹和人物插图；同时为了使学生有较深的空间、地域概念，课本还编制了历史大事年表和选用了部分历史地图。这一切，都加强了历史教学的直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