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跃进”至“文革”前半期（1958～1972 年）

在“大跃进”的方针下，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失去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二五”期间全国施工的大中小型项目达 21.6 万之多，新铺的工业点数以万计。大办“小土群”，工业遍地开花。1958 年全国各地各个角落，都办起了小钢铁。之后，“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矿）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办起来。同时，实行“以钢为纲”、“元帅升帐”，继续大规模新建、扩建“一五”期间开工的鞍山、本溪、上海、马鞍山、武汉、太原、重庆等钢铁基地；又集中大批财力、物力，先后开始建设酒泉和攀枝花两大钢铁基地。“大跃进”带来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调， 迫使 1961 年开始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规模，数以万计的工程被迫下马。

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初，由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错误估计，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即：①突击进行“三线”建设，②进一步强调建立独立的地区工业体系。导致了我国工业布局“总图”产生重大变化，即所谓战略转移。当时提出：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1964 年 12 月， 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定的“三五”计划设想，确定投资重点要向既不是沿海， 也不靠近北方的“大三线”地区转移。重点是四川、贵州、陕西和“三西” 地区（豫西、鄂西和湘西），其中特别要加快以攀枝花、酒泉和重庆为中心的工业建设。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进洞”等。 1952～1975 年间，全国基建总投资为 4 181 亿元，沿海地区约占 40%，内地占 55%，其余为不分地区。内地的投资逐步上升，到“三五”时期达到最高，为 66.8%（表 6.3）。

国家在经济基础差的西南、西北投资所占比重，由“一五”时期占全国的 16.9%上升到“三五”时期的 35.1%。在东部发达地区中，同期上海的投资仅占全国的 3.6%，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 13 位，天津居 21 位。在三线建设的高潮时期，三线地区和沿海地

表 6.3 1952～1975 年全国基本建设在大区域间的分配（%）

注：沿海、内地的数字总计不等于 100.0，是因为统一购置的运输工具等不分地区的投资未划入地区内。

区的投资分配见表 6.4。

表 6.4 1969～1972 年部分省、市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 ）

“三线”地区的工业建设，曾有二次高潮。第一次在 1964～1966 年， 主要是四川，其次是湖北、甘肃；第二次高潮在 1969～1972 年，建设地区涉及面较广，第一位的仍是四川，其次是湖北、陕西、河南、贵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