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 15 与 16 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 500 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宇关系”，可以预见 21 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或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l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韧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 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 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政治地理学》（1897）、

《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1886，1888）、

《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

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mental determinism）——以 F.拉采尔、E.森普尔（Ellen ChurchillSemple）、E.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佩舍尔（Oscar Peschel）、F.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彭克（AlbrechtPenck）为代表； “或然论” （ possibilism ）——以 P. 维达尔·白兰士（ Paul Vidal dela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弗勒（Herbert G.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theory）——以 O.施吕特尔

（Otto Schluter）、 S.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

——以 B.A.阿努钦、 M.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ui，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 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Bouvet，1656～ 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1882～1955）等。

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侯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
《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锷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 年共出 6 卷，发表论文 136 篇，其中人文地理

学论文即有 56 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

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地努力。30 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30 年代中任美锷、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 maina），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ences of Geo-graphic Envri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 30～40 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 1955 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原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原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 年底至 1980 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 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 900 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 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

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 20 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论题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80 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 60 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1）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2）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3）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4）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5）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6）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7）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 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 12 位 70 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 20 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

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 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 年 2 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 年 5 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 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 年 5 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 年 3 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 年 7 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与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 12 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 年 6 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 11 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 年 12 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 年 8 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 年 11 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 年 5 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 年 11 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 年 6 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 年 4 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90 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

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 10 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 1988）、《人文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概论》、《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现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亦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1997，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谢枕！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郭来喜

1998 年 2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