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

第一节 中国人口的发展

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 5000 年，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从古代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纪元初年（西汉），中国人口约为 6

000 万， 12 世纪初（北宋）超过 1 亿，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清朝）又连续

突破 2 亿、3 亿和 4 亿大关，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已达到 5.4 亿（仅包括大陆各省、市、区，下同）。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快，年均仅为 1.1‰，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人口的高出生率在很大程度上被高死亡率抵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致使人口增长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其中在 1973 年以前，由于生育失控，年均递增率高达 21.0‰。此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蓬勃开展，增长率显著下降：1973～1990 年间为年均 14.7‰，1990～1995 年间已降至 11.6

‰。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累计少生了 3 亿多人，

但中国人口总数还是在 1995 年突破了 12 亿，比 1949 年净增 6.7 亿，这一数

字竟相当于美、俄、日、德、英五大国 1995 年的人口总和。

目前，中国每年大约净增 1300 万人，今后这一数量会进一步趋于减少， 预计到 2040～2050 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 15.7～16.0 亿的历史最高峰值， 随后将在这一水平上基本稳定下来。与 1995 年相比，未来 45～55 年，中国仍要净增 3.6～3.9 亿人。

由于自进入 7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数，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1970 年为 22.5%，1995 年为 21.0%，预计2040 年将降至 16.0%，届时总人口将被印度超过而退居世界第二位。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重大转变

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一直近似于“原始型”，其基本特点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人口总量甚至多年停滞不前。据 30 年代若干典型地区的调查，当时中国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 38‰，死亡率为 33‰，自然增长率约 5‰。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包括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很大改善，致使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52 年尚达 17.0

‰，1970 年已剧降至 7.6‰，以后继续稳中趋降，1995 年仅为 6.5‰，已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影响人口再生产的另一要素人口出生率看，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即生育失控的 50～60 年代和实行计划生育的 70～90 年代：在前一阶段出生率始终高达 34‰～38‰，与过去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动；在后一阶段出生率呈现断层式的剧降，1975 年已降至 23.0‰，1995 年仅为 17.1‰。以上变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即先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转变为 50～60 年代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然

后再转变为 70～90 年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预计在未来 20～ 30 年中，人口出生率将降至 12‰的更低水平上，从而最终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实现人口转变所花费的时间是最短的，这不仅强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这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上亦有很明显的反映。根据这一差异，大致可把全国 30 个省、市、区组合为东、中、西三种类型：

东部——包括（按 1995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向高排列，下同）上海、北京、山东、天津、江苏、湖南、浙江、辽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河南等 12 个省、市、区，其中上海市已于 1993 年率先进入负（自然）增长阶段，

1995 年自然增长率为—1.3‰；北京市也已接近零增长，其余均在 3.4‰～8.1

‰之间，属典型的低增长类型。该类型合计占全国总人口 46.6%。

中部——包括湖北、福建、陕西、安徽、四川、山西、内蒙古等 7 个省、区，其自然增长率在 9.3‰～10.5‰之间，属过渡型。该类型占全国总人口29.3%。

西部——包括广西、江西、广东、新疆、云南、宁夏、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 11 个省、区，其自然增长率在 11.0‰～16.1‰之间，属增长率偏高类型。其人口占全国 24.1%。

我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口死亡率差异较小，1995 年最低的北京市为 5.12

‰，最高的西藏为 8.80‰，相差仅 0.7 倍；出生率差异则很大，最低的上海市为 5.75‰，最高的西藏达到 24.90‰。正是后者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地区差异起着基本的制约作用。导致出生率出现悬殊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生产力发展水平。它直接制约着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到人口素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观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抑低生育率的强有力因素，在我国， 其作用也愈来愈明显地凸现出来。

2. 人口构成。主要指年龄构成，它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育龄人口比重的大小。目前，我国高出生率地区的人口年龄构成普遍较轻，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生育惯性，而另一些地区出生率较低，与人口偏于老龄化关系很密切。

3. 民族成分。除朝鲜族外，我国其他各少数民族受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都比较高，对所分布地区的人口态势影响很大，其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汉族的差异预计还将维持一段较长时期。

4. 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具体实施时，在不同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所取得的成效也有大小之别，这是一些社会经济环境基本相似的相邻省、区之间人口出生率出现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人口压力和理想适度人口

从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到 1995 年，中国人口由 5.4 亿增长至 12.1 亿，

增幅达 1.24 倍。期内虽然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但人口总数庞大，人口增长过快，仍然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长期承受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产生出多方面的人口问题，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1. 人口总量大，增长快，不利于更多地增加积累和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据统计，1952～1995 年间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 13.8 倍，但这一增量中的将近 45%被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用于提高原有人口生活水准的只占 55%，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明显滞后的重要原因。上述期间内，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增长达 30.6 倍，但人均积累额仅增长 14.0 倍，也充分显示出人口增长过快的消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及绝对值，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却明显偏小，其中相当一部分迄今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增长相对缓慢。如 1952～1995 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1.85倍，人均仅增长 34%；棉花总产量增长 2.66 倍，人均增长 73%；钢产量增长

69.6 倍，人均增长 32.4 倍；⋯⋯这种“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状态，显然与人口多、增长快关系至密。

1. 人口总量大，增长快，致使劳动适龄人口的大军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目前每年仍多达 1400 余万，为满足其就业需求，按人均 2 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计，总额即高达 3 000 亿元，几占全国一年总积累的三分之一。在农村， 人口的膨胀导致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全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由1952 年的 0.188 公顷锐降至 1995 年的 0.078 公顷，减少近六成，降幅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亦罕见其匹；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比，仅为其三分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直接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其总量竟多达 1.5～2 亿人，不仅造成宝贵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经济活动人口的产业构成长期没有大的改善，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口比重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地处于下游，尽管如此，各大、中、小城市的住房以及交通、能源、供水、环保、文教等各项事业仍相对滞后，对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城市就业也面临沉重压力，虽多方疏解，失业率迄今仍呈上升趋势。

1. 人口总量大，增长快，不利于迅速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虽然40 多年来中国的人口素质与过去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文化劳动素养，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全国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缺人员总数多达 6 000 万，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消极影响。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迄今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95 年小学适龄入学率已达 98.5%，但初中适龄入学率仅 78.4%， 15～45 岁青壮年文盲率仍占相当比重（1990 年为 15%，1995 年为 7%），尤为薄弱的是高等教育，全国 25 岁及以上总人口中，达到大学文化水平者不足3%（大部分是大专），不仅与该比重高达 45%的美国相差极远，与韩国、菲律宾、阿根廷 10%～15%的水平亦有很大差距。在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上所处的这种后进状态，与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形势无疑是很不适应的。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财力难以承受庞大人口的教育需求。

2. 人口总量大，增长快，还显著加大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致使全国许多地区生态平衡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风沙侵蚀、灾害频繁、环境污染等等，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中国自然资源的总量是巨大的，在世界各国中也位居最前列，堪称“资源大国”，

但人均数却明显偏小，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如森林资源仅为世界平均15%，水资源为 26%，耕地为 30%，草地资源为 44%，矿产资源为 67%，⋯⋯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上述种种问题的产生，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均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压力有关则是肯定的。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力争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以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业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而控制人口数量，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无疑将是今后一段长时期内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只要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就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缓解人口压力， 并实现理想适度人口的目标，从而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创造必要的人口环境。

所谓理想适度人口，一般定义为能带来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对稳定人口。但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旧社会遗留下积重难返的人口问题，加上 50～60 年代的生育失控，造成了明显超载的庞大人口总量，这实际上已不允许人们在今天再从本来意义上谈论中国的理想适度人口了。

有鉴于此，应将理想适度人口重新定义为：按适度消费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国土资源可以承载的相对稳定人口。应该说，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在人们的各种物质消费中，对人口规模起着最关键制约作用的因素是粮食，其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国土资源的人口承载量。我国人均占有的农用地面积偏小，加上后备资源匮乏，预计今后人均占有量还将减少，这是提高人口承载量的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上还有着可观的增产潜力，特别是目前仍占很大比重的低产农田和粗放草原，进一步改造利用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据预测①，综合各种要素后中国粮食可能的最大生产能力为 8.3 亿吨，这一生产能力预计

在 2050 年前后达到；与 1996 年实际产量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 1.0%，这一增长率显著低于 1952～1996 年间的 2.4%，其实现前景应该是乐观的。上述最大生产能力按人均消费 500 公斤计，可承载 16.6 亿人，按 550 公斤计，可

承载 15.1 亿人，若取中位值，则为 15.8 亿人。500～550 公斤的人均消费量，

比 90 年代中叶增长三分之一以上，基本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可以认为是适度

的。另据预测，在中生育率和中死亡率条件下，中国总人口将在 2040 年左右

达到 15.7 亿的历史峰值，此后即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综合以上两项预测成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理想适度人口目标，可望在 2040～2050 年间实现，其人口总量为 15.7～16.0 亿。与 1995 年相比，期间将净增 3.6～3.9 亿人，年均增长率为 5.4‰左右，而每年的增长率将从目前的 10‰逐步降低到零。零增长的实现，无疑将揭开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