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

巴朗斯基曾给地理位置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位置就是某一地方对于这个

地方以外的某些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如果这些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是赤道和本初子午线，那么就是数理地理上的位置。如这些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是山、海等自然地理方面的东西，那么就是自然地理位置。如果某一地区或城市对于它外部存在的具有某种经济意义的东西的关系——不管这些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是属于自然条件方面的，还是在历史过程里创造出来的，都是经济地理位置。当然还有政治地理位置，那是在一定国际形势下，一国与它的敌人和朋友的相对位置。①

如此说来，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城市与它外部的自然、经济、政治等客观事物在空间上相结合的特点。有利的结合即有利的城市地理位置，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反之亦反。

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对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经常用地理位置来解释国家的发展。马克思在 1859 年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跟美洲的地理位置比起来，欧洲的地理位置是不利的，因此欧洲的工商业有衰落的可能。而且提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才能减轻地理位置带来的损害。① 恩格斯也分析当时德国的状况认为：“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 16 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②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区域的地理位置也是区域地理条件的一部分。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城市地理位置的作用就更显得重要了。一个国家闭关自守，虽然要导致落后，但毕竟还有自给自足地存在的可能性。而城市这种特殊空间，它的存在一天也离不开与外部空间的联系。城市以外或远或近的各种自然、经济、政治的实体都会对城市产生各种影响。

城市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了城市职能性质的特殊性和规模的特殊性。矿业城市如大同、金川等必定邻近大的矿体；大的工商贸易港口城市如武汉、广州、上海、天津等必定滨临江河湖海；城市腹地的大小、条件和城市-腹地间的通达性决定了上海比天津、广州、武汉要发展得大，而不可能颠倒过来。

宋元时代曾是世界最大贸易港口之一的泉州，因倭寇入侵，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加上港湾日渐淤积，城市昔日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导致了城市的衰落。鸦片战争后，沿海港口纷纷对外通商，却又因最先的通商口岸厦门、福州位于泉州南北不远，分别瓜分了泉州的腹地，三城市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使泉州继续处于弱势，人口大量外流，成了全国三大侨乡之一。直到新的改

① 参见参考文献 179，“经济地理学上的位置”，第 106～128 页。

① 转引自参考文献 179，第 123 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8 页，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1 版。

革开放时代，泉州的城市建设重有起色，但地位仍在福州、厦门之下。

深圳是大陆通向香港的口岸。长期以来它作为紧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前线”，戒备森严，不过是人口数千的边陲小镇。1979 年决定组建深圳市，1980 年又设立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从此海内外的投资纷至沓来，城市人口和各项建设均以绝对第一的速度飞速发展。短短 10 年常住人口已超过

30 万，加上流动人口已是一座全新的大城市，城市人均产出值高居全国首位。把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归之于深圳政治地理位置的质变也并不为过。

城市地理位置是绝对个性化的特点。地球表面充其量只有某些方面地理位置相似的城市，而没有地理位置完全相同的城市。这是因为：自然、经济、政治地理要素包括的内容过于丰富；城市与这些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又千变万化；各种要素本身在历史上又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尤其是人文要素变化更加频繁；即使是变动相对较小的自然条件，对城市发生的作用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断有所变化。正因为如此，富于强烈地理性的地理位置分析始终吸引着城市地理学者。